看到我从斯大林的办公室出来，在走廊和值班军官聊天的别济科夫连忙迎了上来，低声地问我：“丽达，你还好吧？”
我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句：“我很好，谢谢。”说完话，不禁长松一口气，发现自己居然两脚发酸，背心处也湿了一片。和斯大林会面，始终还是件令我紧张的事情，即使明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我也是战战兢兢的。
别济科夫陪着我往外走，路上我左右瞧了瞧没有人，悄悄地告诉他：“上校同志，在刚才的谈话中，斯大林问起了那位神秘的工程师。”
别济科夫大吃了一惊，也像我一样四周看了看，压低嗓门问我：“你把那个弗洛宁工程师的来历告诉他了？”
“是啊！”我有些不解地反问道：“难道这件事情您没有向斯大林同志汇报过吗？”
“没有！”他有些急了，如果不是怕不相干的人听见我们的对话，他估计早就大声嚷嚷起来了，“丽达！”他叫着我的名字，语气诚恳地说：“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太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吗？一个来自未来的人，而且是我们现在最急需的军工技术人才。如果不是我亲自见到了这群乘客和那列在白光中神秘消失的列车，我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事实。所以作为一名近卫军官，我是不会随便把这样的事情报告给斯大林同志的。他知道弗洛宁工程师的存在，完全是来自其它的消息渠道。”
听他这么说，我马上觉得心里发毛，原以为别济科夫向斯大林汇报过神秘地铁列车的事，所以刚才在办公室里，才说了那么多话，甚至还把目前尙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武器制造大师推荐给了斯大林。天啊，我这样做真是太草率了，也不知道会给我带来什么恶果。那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回斯大林办公室向他做解释的念头。
不过略为思索，有些话已经说了，不管对与不对，都无法收回，索性听天由命吧。反正刚才在办公室里，斯大林也没有生气，就不肯定等我回医院后再来秋后算账。
别济科夫把我送到了楼外，站在台阶上挥了挥手，送我来的那辆轿车立刻从不远处开了过来。车停稳以后，司机下来从车后绕过来，拉开了后面的车门，然后保持立正的姿势站在门边。别济科夫对我做了个请的姿势，说：“丽达，请上车吧！司机送你回医院。”
我低头钻进了车内，坐好后回头问还站在车外的别济科夫：“上校同志，您不送我一起去医院吗？”
“不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别济科夫把着车门，弯腰对我说：“司机会把你送回医院的，祝你好运！”说着，为我关上了车门。关门后，他没有站直身体，而是冲着已坐在驾驶位上的司机说了句：“开车吧，一路小心，要保证奥夏宁娜中校的安全。”
“明白！上校同志。”司机说着发动了车辆。
轿车出了克里姆林宫，沿着莫斯科河边向南开。我从车窗望去，根本不是早晨来的那条路，于是我好奇地问司机：“司机同志，这条路好像不是我们早晨走的那条？”
“是的，”司机头也不回地说：“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虽然要远一些，但是路上遇到的街垒和检查站少得多，可以比那条路更快到达医院。”
听司机的口吻，他对莫斯科的道路是非常熟悉的，我也听任他安排路线，自己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也许是因为昨晚没睡好的缘故，不一会儿，我就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
正睡得迷迷糊糊，轿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措不及防的我猛地撞到了前排位置，剧烈的疼痛把我的睡意驱赶得无影无踪。我揉着火辣辣疼痛的额头，不满地问司机：“怎么了？为什么突然停车。”
司机侧身看着我，用无辜的口吻回答说：“本来开得好好的，但前面那辆带篷的卡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我也只能停下来了。”
正说着话，前面那辆卡车后面的篷布帘子掀开，两名押车的战士探出身来向外张望。七八名衣衫褴褛的小孩子从车前跑了过来，来到两名战士的下方，把手里拿着的茶缸或者饭盒高高举起，叽叽喳喳地闹着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眼前的这一幕把我搞糊涂了，这些孩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又在干什么。
“唉！”司机看着前面的那群孩子，叹了口气说：“战争爆发后，出现了很多父母双亡的孤儿。他们无人照管，为了生存，除了偷盗，就只能到处拦运送军需的车辆，希望好心的司机能给他们一块面包或者其它吃的东西。”
“难道就没人管这些孤儿吗？”看到外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我眼角有些湿润了。
司机摇摇头说：“没有人管他们，由于他们都是父母双亡，根本不具备疏散的条件，所以只能留在这个城市里自生自灭了。”
站在车厢里两名战士冲着下面的孩子喊了几句，孩子们马上就安静了下来。这样我就清晰地听见年老点的战士在高声地说：“孩子们，都别闹了，要守秩序，都拍好队，每人一个土豆。”说着端起了一个小箱子。
孩子们听了他的话以后，在车厢挡板下面拍成了一个不算整齐的队伍，但还是高举着手中的茶缸和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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