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是朝廷处置失措！”盯着李少游，刘承佑一捏拳头：“长此以往，只怕民心尽丧！”
刘承佑的森冷的眼神，吓了李少游一跳，苦涩的笑容中透着一抹苍白：“民心？我使人暗访过，在那些难民眼中，我们这大汉朝，比契丹人都不如。”
李少游此言，让刘承佑的心都不禁凉了几分，那股子几乎冲到头顶的热血直接冷了下来。
“怎么会？”刘承佑问：“朝廷，不是降了几道惠民诏旨吗？”
“我给你理一理。”李少游伸出左手，掰着手指。
“诏一，天下见禁罪人，除十恶五逆外，咸赦除之。身处囹圄者，或有冤案，但多有作奸犯科者，赦罪以收民心，那是盛世做的事。在这世道，放出这些罪人，于国何益，于那些普通百姓又有何利？且其身受羁押之苦，对朝廷官府多抱仇恨心理，放他们出去，不是自找麻烦，祸害百姓？我敢保证，这些日子，活动在各道州的山匪、盗贼，有不少都是被赦放的。”
又掰弯一根手指，李少游继续说：“诏二，诸州去岁残税并放。东、西京一百里内，夏税尽放。一百里外及京城，今年屋税并放一半。税减得不少，但以此时中原的情况，能收上来的本就少，于民又究竟有多少利惠可言？”
“至于余者，皆与此类相仿。”李少游晃着脑袋。
仔细想想，李少游所说，还真不是无的放矢。估计，刘知远自己都在疑惑，他所做，与以往新朝建立，并没有多少不通，想当初，石敬瑭那个儿皇帝入洛阳，基本也是这般做的，何以效果有如此差异。
究其缘由，也许因素复杂，但有一点很清晰，那个时期，中原百姓没有被契丹人这么犁地一般地祸害一遍，石敬瑭需要收拾的摊子也不似这么烂。不过，凡事总有利弊，中原乃至整个国家被大打烂了、揉碎了，却是有利于重塑，只是这新生的汉朝，显然做得不到位，连自身尚且梳理不清，而况于重整山河了。
“军队，为何会乱？”压下心头那点有些按捺不住的急躁，刘承佑问。
“河东那干骄兵悍将的习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被压制着还好，入汴之前，在军法面前，尚能做到秋毫无犯。自入了中原，轻易打入东京，却是藐视一切，将校骄怠，士卒也有样学样，官家对他们的管束也不似过往那般严格......”
李少游说着：“自入汴之后，收拢的前朝禁军加投靠的节镇兵马以及募集的新兵，兵力足足翻了三倍。这新旧禁军之间的矛盾，可是一点也不小。官家需要河东的元从禁军弹压一切，故一直多加放任。”
“这段时间，禁兵的军纪是越来越差，我是看到不少人，招摇过市，横行霸道。这战斗力，只怕已是急剧下降。”
刘承佑眉头锁得更紧，忍不住打断他：“史弘肇作为侍卫军都指挥使，他治军不是一向丛苛从严吗，他这个禁军统帅，担的什么责？”
“史弘肇治军严酷，这是不假。”李少游说，“讥讽”二字就差直接写在脸上了：“那是对外人，对亲近心腹之人，他是从来包庇护短。可以说，眼下东京城中最猖獗的禁军官兵，一定是史弘肇的人！”
“就因为史弘肇处置不公，断罚偏私，引得内外军士愤慨，前段时间差点闹出械斗来。”
刘承佑抽了口凉气：“父亲，难道就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吗？”
“怎么会，正是因为官家大怒，处置了一批犯案军官，方才有所收敛。但是，只要统兵的将领还是那些人，军中的浮绔之风，就难以消除。听说，官家都被气病了。最近，正在筹划整饬禁军，重新编练诸军.......”
敲在膝盖上的手指，点动的频率极快，良久方才停下，身体朝后，靠在车厢上，刘承佑幽幽道：“军乱若此，这政乱，又是个什么乱法？”
“说是政乱，实际还是臣乱！”李少游说。
刘知远入开封之后，虽然留用了大量的前朝晋臣，比如赵上交（原名赵远，避讳改字为名）、边蔚、王景崇等人，但政事实则尽付于“二苏”。
苏逢吉与苏禹珪这二人，虽各有长处，但性格上的缺陷极其明显，且基本都是嘴炮，治一州一县都不一定能做好，而况于秉执一国之政。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东京朝野是乌烟瘴气，甚至不如当初李从益那个短暂“隆德朝”来得安宁。而这二苏，还在争宠争权。
直到杨邠与王章自太原带来了刘知远原本的那套霸府班子，迅速地填补入中枢，将枢密、财计之权，重新控制在手。而刘知远，显然也是支持杨、王的，毕竟那么多年了，一直是这二者秉其政事。
王章继续苦巴巴地，掌握着新朝那干瘪的钱袋子，愁白了头发，要增加帑藏。说他是个实干家，倒也不为过，眼看京师靡费甚多，上表条陈十数条，罢不急之务，省无益之费。事实上，王章对刘承佑是心存感激的，至少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的那些财货，作用当真不小，否则他还会掉更多的头发。
但是，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过法，哪怕从外边补得再多，还是不够用，这大汉国库仍旧空虚得紧，“用度克赡”这个词，只存在于奏章的设想中。作为朝廷的计相，仍旧得苦心孤诣地增加财富。但是，王章虽然常年管着钱袋子，但这个人于“理财”之道，却不是特别擅长，他更擅长的是，搜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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