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3月22日，铁血救国社在各大报纸上发表声明，将铁血救国社更名为铁血救国党，成立中枢组织委员会和中枢组织常务委员会，同时对组织内部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织结构将按照各行政级别划分，最高决策权力机关为铁血救国党中枢组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为中枢组织委员会的日常代理行事职能机构，其下有若干直属机构，再往下分别是各省组织委员会、各府组织原委员、各县、各镇、各村依次往下排，下一级组织机关对上一级组织机关负责，且上一级组织机关对于下一级组织机关具有绝对领导权。
这一则声明公布出来之后，标志着铁血救国党正式走上政治舞台，舆论纷纷侧目，国内形势更加复杂，也让清廷方面如临大敌，清廷密探倾巢而出。但是没过多久，另一件大事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这让清廷方面根本无暇顾及铁血救国党了。原本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孙文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精英，准备在广州起义。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并在香港策划起义，又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以备响应；同时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联络机关，刺探敌情，转运军火，为起义作准备。
直到三个多月以后的四月份，起义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4月8日，黄兴等人召开统筹部会议，决定定起义时间为4月13日，计划分十路大军攻打广州：第一路由赵声当初从新军第九镇带来的同志发展起来的一支人马进攻水师行台，第二路由黄兴带领南洋、福建同志攻督署；第三路由同盟会广州骨干、谘议局议员陈炯明领东江健儿堵截满界；第四路由同盟会广州骨干朱执信领顺德队伍守截旗界；第五路由同盟会番花分会负责人徐维扬领北江敢死队伍进攻督练公所；第六路由黄侠毅领东莞队员打巡警道；第七路由莫纪彭领军策应徐维扬、黄侠毅两队；第八路由姚雨平率领陆军响应；第九路由洪承点派队分途攻守；第十路由刘古善领队分途攻守。
但是这个时候却出了一个意外，在参加起义中有一名南洋华侨名叫温生才，此人不听号令，擅自行动，于4月8日统筹会开会这一天单独行动，枪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当场被捕，随后此人供出了同盟会从香港往广州运送炸药的吴镜，清政府加强了戒严防范，并全城搜查革命党人，黄兴等人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进行了撤离和善后工作，原定的起义日期也被迫延后。
但是黄兴等人并不甘心放弃这进行了三个多月细致的准备工作的起义，4月23日，黄兴等人将起义前敌指挥部设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赵声由于名声在外，早已经遭到清廷方面的通缉，因此不便露面，就留在了香港统筹部任留守总指挥，而黄兴则任副总指挥亲赴最前面指挥，将原定的十路进攻计划改成了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
4月27日下午五点半，黄兴率200名敢死队员分四路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小北门、巡警教练所和守南大门。黄兴首先发难，连发三弹，率队攻入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鸣歧，迫使他号令两广清军反正。却不料张鸣歧在护卫的保护下越墙逃遁，并且迅速赶到了水师行台取得了清军指挥权，由于清朝部队人数众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原来准备响应起义并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清政府的部分新军和巡防营等，因起义前被清政府收缴了武器，或因联络不上而没有参加起义﹔有的因起义时没有在臂上缠上作为标志的白布而发生误会，再加上两广总督张鸣岐于事前已有警觉，一时间侦骑四出，全城布控；再加上运送武器的同盟会员周来苏害怕海关盘查，竟然将好不容易从日本购得的七十余支精良步枪全部扔入近海里，造成武器弹药匮乏，革命形势遂急转直下，不容乐观。局面如此严峻，多数同志主张将起义展期举行，而其中不乏临战退缩的懦夫孱头，如胡毅生、姚雨平等辈。这三路领到人的起义意志都不够坚定，而且借故逃避，致使这三路选锋队无人领导，又这三路士兵无法及时领到武器，未能及时参加战斗，因此实际上进攻清军的只有黄兴这一路人马，后来其他三路领导人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还是带着队伍赶来了，但是没有能够及时互相接应和支援，各路队伍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黄兴在此役中被子弹击中断了两根手指头侥幸脱险。赵声、胡汉民由于没有及时领到战斗武器，二十九日才率200选锋队员出发，于三十日凌晨才抵达广州城外，但是此时大势已去，只能返回。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86人死难，这些的遗体暴露在广州接头近五天都五人处理，最后还是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险挺身而出，不顾满清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于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骨收殓。正在美国旧金山为此次起义募捐的孙文等人得知起义失败、骨干皆尽阵亡的消息之后痛不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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