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现象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贪黩文化”里面必不可少一个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一方面贪官们的奢侈腐化肆无忌惮让人气愤填膺，另一方面，清官也总是清得让人心疼。他们清到家徒四壁，清到生计无着，清得触目惊心。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爱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其实无处藏身。
山东在丁宝桢这个大清官的治理下所表现出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财税收入锐减，和后世计划经济时期大多数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混日子的时候，媒体总能挖掘出一些工作起来不顾身体不顾家庭最后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先进模范人物，其实如出一辙。
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清官和贪官这两种极端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清官与贪官是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恰恰成了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清官们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然而起码不会给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但中国的清官们却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一种“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乐此不疲。
“清官”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场中的“异类”，成为人人讨厌的粪坑里的石头，如果不能被“同化”，那么，只能被“挤走”。
丁宝桢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极端保守主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称为极端激进主义。现在时间已然过去二百余年，整个中国的人口增长了数倍，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立国初期的许多规定其实已经无声无息地废止了，代之以在社会运转中自然生长起来的规则。而丁宝桢和他所在的“清官”一族的原则却是对新规则一律持反对的态度，全部扫荡，片瓦不留。在他们的身体里，在历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体里，总是汹涌着激进主义的热血。他们总是认为，有那么一种终极真理，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你找到了这种真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就可以粉碎一个旧世界，换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所以他们做起事来总是那么唯我正确，总是那么激烈绝对，总是那么一步不退，总是那么缺乏建设性空间。而他们的失败，也总是必然的。象宋代的王安石如此，明代的海瑞如此，他丁宝桢，其实也是如此。
清官的精神可嘉，但精神可以用来写到书上，记入史册，激励人心，却不可施用于实际，这其实是千古“清官”共同的命运。“清官”只是官场的遮羞布，是茅厕窗台上的一盆小花而已。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在官场中的丁宝桢，此时当然不会意识到问题的缘由，而仍是执着于他自己的理念之中。
“李少荃啊李少荃，果然你和那林姓妖孽是一路货色！”丁宝桢想起李鸿章之前曾屡次提起的将荣登水师和北洋水师合并的建议，恨恨地说道。
在丁宝桢看来，这一次的荣登水师哗变，妥妥的是李鸿章为了吞并荣登水师而下的黑手！
“你李少荃不仁，便休怪我不讲情面了！”
丁宝桢起身取过纸笔，即刻便拟起给朝廷的奏折来。
不一会儿，奏折便拟写完毕，丁宝桢看了几眼，感觉甚是满意。
在这份奏折当中，对于荣登水师的哗变事由，丁宝桢巧妙的用了曲笔，他在折中并没有提到水师是因赶缯船而哗变，而是直接点明是因为“闹饷”，对于欠饷一事，他给出的解释是为了保证“河工”（治理黄河决口）和“西征协饷”，预先挪用了部分军饷，等到赋税收上来之后，“再行补还”，此外他还在折中特意的提到，荣登水师的哗变“恐有暗中唆使之人”，向朝廷暗示这场哗变是有隐情的，并且表示要坚决究查到底。
在写完了折子之后，丁宝桢似乎觉得还有些不够，他想了想，干脆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直接在信中质问李鸿章，为何要这么做？并指出李鸿章这么干是不仁不义之举，将李鸿章狠狠的骂了一通。
在写完奏折和给李鸿章的信之后，丁宝桢迫不及待的叫来了人，马上将奏折和信都发了出去。
而此时的丁宝桢还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折子一上，会给他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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