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朝来说，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本着以民为本的主旨，采取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赋税低，官府干预少，自由放任，所以这一时期国富民强，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发生了变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远击匈奴后，继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而国库也越来越枯竭，于是他立即开始改制变法。
孝武皇帝首先从学术思想上动手。大儒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随即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结束了黄老之学在本朝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然后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学术为基础，以君为本，大肆修改律法国策，继而结束了本朝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随即取代了“以法治国”。具体到朝廷来说，就是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内廷权重。皇帝独揽权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为所欲为，皇帝的意志成为律法，实现了极端的人治。具体到财赋政策来说，就是重农抑商、增加赋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甚至征收算缗钱，重击商贾。
从春秋、战国，到秦，到本朝，凡权力斗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都和学术思想、和治国策略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虽然这一时期秦国的权力斗争最血腥，但商鞅的变法却成功帮助秦国由弱转强，奠定了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基础，反观我们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却让大汉国由盛转衰，并造就了两百年前的王莽篡国之祸，今日的社稷败亡之灾。
我们要拯救社稷，要中兴社稷，首先就要从社稷的根本开始拯救，那就是学术思想，现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官学。
学术思想改变了，治国策略随即改变，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这个治国策略对学术上来说，就是不再独尊儒学，而是兼习法学、黄老之学和荀、孟之学等等诸子百家的学术。对律法政策来说，就是一改旧日的以德治国，而是外礼内法，隆礼重法，礼法并重。
学术思想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改变后，随即将“德主刑辅”改为“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以法治国才是我们最终的治国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样，都要遵从大汉律法，这样才能重建盛世，中兴社稷。
以法治国的策略具体到朝廷，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具体到财赋政策就是轻徭薄赋，农工商并重，盐铁放开，与民休养。
“老大人所说的官学、国策、官制正是保证社稷中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玮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慎重又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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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的解释，让李弘彻底明白了这一年来社稷动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奸阉，利用皇统之争大肆打击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临终前送出长公主连下两道遗诏的本意。先帝要捍卫皇权，捍卫皇帝和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了皇权和相权的争斗，陷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国策略的争斗，陷进了学术思想的争斗。
先帝恩宠自己，说自己拱卫了社稷，而士人要杀自己，说自己威胁了社稷，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对，因为自己强大的武力对他们维护各自的治国理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先帝和士人之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权力，但权力之争的背后其实是江山社稷。谁拥有了治理天下的权柄，谁就是这江山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在皇帝看来，皇帝就是社稷的统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来，皇帝不过是个象征，忠于皇帝和忠于大汉是一样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孝武皇帝改制皇权至上，孝宣皇帝改制失败皇权还是至上，光武皇帝变本加厉皇权天授，其实就是皇帝告诉士人，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但大汉的士人们不卖这个帐，他们不断地从学术、从国策等各个方面顽强的向皇权发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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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学已经产生了大约两百多年，而古文经学的发展，正是王莽篡汉、社稷动荡的一段时间。古文经学发展非常快，后来今文经学为了维护皇权，和古文经学明争暗斗，到孝章皇帝的白虎观大议时，到达顶峰。此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迅速转化为朝堂上皇权和相权的争斗，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大汉国开始迅速走向没落的开始。
到了孝桓皇帝、孝灵皇帝朝，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变得血腥而残酷，两次党锢之祸让士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摧毁了一部分士人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奉，坚定了另外一部分士人用武力改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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