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真不是玩意，当初要不是安徽清军出兵帮忙，只怕当时由向荣主持的江南大营几万将士将彻底完蛋。要不是安徽清军及时出手帮忙收拢溃兵稳定局势，哪有他现在的好日子过？
没想到只是援浙这么点小事都不敢出动，还能指望他什么？
要知道江南大营可是建在金陵城外，随时都回面临太平军重兵集团的突然突然打击，到时候和春又软了怎么办？
而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朝廷被迫亮出最后的王牌，作出了原本最不愿意做的一个决定：起复曾国藩！
曾国藩自从逃出南昌后便以“丁父忧”回籍守制，私下曾为复出一事多方奔走，但皆无结果，
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对其疑忌很深，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让他再掌兵权；另一方面，天京事变和石达开被逼离京两次变故之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使朝廷看到了攻破天京的希望。
曾国藩本人在1858年初也说，清军同太平军作战“昔如移山，今如拉朽”；“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一语正代表了朝廷上下的普遍判断。
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既然朝廷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已经指日可待，又何必再用曾国藩，给自己徒增“后患”呢？
所以尽管胡林翼等人一再为曾国藩说话，朝廷始终不为所动，就连湘军攻陷湖口，胡林翼建议以曾国藩统兵，乘胜沿江东下，都未能获得允准。
吴可听到这儿不由连连冷笑，这就是太过招摇的下场。
本来老曾当初一封奏折就恶了咸丰帝，后来的湘军那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天下皆知，而且在初期还表现得极其精艳，朝廷要是不忌惮丫那真就奇怪了。
哪像乡勇队，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来驻防淮北都显得极为低调，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湘军绝不是乡勇队对手，可湘军名头却比乡勇队要大得多，这就是湘军遭忌的地方，枪打出头鸟嘛。
当时吴可被拖在天津实在脱不得身，不然京畿动荡那才是真正要命，不然哪还有老曾起复得的机会？
直到石达开进军浙江，全省震动，胡林翼、官文、骆秉章等人再次请求起复曾国藩，并向咸丰帝痛陈利害说：“贼中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逆贼陈玉成一股，尚可无虑。惟石达开率大股窜浙……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无论惯于避贼如福兴者，断难遏其凶；补勇如邓绍良、周天受，恐亦非石逆之敌……”
“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兵部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楚军(即湘军)赴援浙江，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
咸丰帝才终于被‘说服’，同意再次起用曾国藩，乃令湘军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军向江西铅山河口镇集结，曾国藩一到，立即由其统率入浙。
这妥妥的就是逼宫的节奏啊，为了一名大臣的起复，这么多封疆大吏同时使力说话，换了老子是皇帝一定也是猜忌不已，吴可满带恶意想道。
1858年7月1日，清廷谕令曾国藩速援浙江。
7月13日，曾国藩在湘乡接旨，喜从天降，但却不敢轻率行事，他于17日离家后先后奔走于湘鄂，与骆秉章胡林翼面商援浙事宜，直到8月29日才到南昌，再从南昌启程前往铅山。
而这时距离石达开自衢州撤围已有40余日，距离石达开部入闽也已有十多天了。于是，曾国藩不久又接到改援福建的最高指示，急忙重新着手部署移师福建事宜。
而就在曾国藩疲于奔命，朝廷手忙脚乱地向浙闽调兵遣将，天京危局因清军兵力的减少和筹饷的困难而有所缓解之际，陈玉成和李秀成精心策划的一场天京解围之战，已在周密的部署之下即将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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