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东路采取的是进攻性措施，他在军事会议上表示：“所谓东路者，为江浙转饷之路，关系大局非轻，吾等分派罗泽南带湘勇三千人，由江西省城绕出湖东，攻剿饶州之贼，又与抚臣陈启迈合募平江勇四千人，同剿东路。”
曾国藩在东路派出了悍将罗泽南，投入兵力七千多人，可以说是下了大赌注的。湘军在江西战场似乎要重整旗鼓，力争控制全局了。
石达开却抓住空隙来了次奔袭，打乱了湘军的部署。正当罗译南等次第陷饶州、乐平、景德镇诸地，准备扑向祈门、徽州等城镇时，石达开抓住曾国藩逗留江西，上游空虚的机会，率军直取武汉重镇，并把矛头指向通往湖南的祟阳、通城等走廊。
咸丰帝下旨急调曾国藩上援武汉，曾遭到婉辞拒绝，倒是罗泽南认识到局面对己不利，他向曾国藩分析吴楚形势，“调方今欲图江、皖，必先复武昌；欲图武昌，必失清岳鄂之交。”势在必救，曾国藩才派遣罗泽南率军驰援。
石达开取得武汉大捷后，乘胜进军岳鄂之交的通山、崇阳、蒲圻等地，可惜韦俊部在羊楼司遭到罗泽南湘军的狙击，未能直掏湘军老巢。
然而，石达开毕竟调动了湘军在江西的兵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曾国藩自称他起初在江西战场上，“所以长驱千里，势如破竹者，陆路有塔齐布、罗泽南，水路有杨载福、彭玉麟诸人。”
这四员湘军悍将，塔齐布因屡攻九江城不下，已气死在军中；罗泽南、杨载福都到湖北了；只剩下一个彭玉麟在江西临江；湘军在江西战场落得个兵单将弱的挨打局面，遏得曾国藩不得不采取守势，他自述“不宜数数进攻，以顿兵损威，仍当俟江汉上游攻剿有效，以取建瓴之势。”
因此“九江、湖口陆营，数月无大战事。”
在这段时期内，太平军不仅扭转了危局，也在江西战场站稳了脚跟，前后为时将近一年。
从咸丰五年十月到咸丰六年二月(公元1855年11月到1856年4月)，太平军在江西战场展开全面攻势，湘军陷入困守待毙的窘境。
当石达开在岳鄂交界处受阻后，立即乘虚回军，反攻江西，在当地义军配合下，连克新吕、安福、分宜、万载等县，展开全面反击。
当时朝廷惊呼：“于是赣水以西乱民响应，众至十余万，瑞、临、袁同时告警。”江西战场的形势急骤向有利于太平军方面发展。
曾国藩仓促采取应急措施：“其一，江西水军单薄，抽调战船驶赴省河防其东渡，其一，拟调罗泽南一军回驻通城，牵制逆贼后路，亦可兼顾楚省；其一，拟留遮克敦布一军防守东北四府，庶钱粮有可徵之处，奏报有可通之路。”
结果仍然无济于事，到咸丰六年二月底，“综计是时，贼陷江西府城八州，县邑五十有奇。屡分党南扑赣州，东扰广信，文报往来，饷需转运，仅广饶一路可通，亦时有贼踪焉。”曾国藩悲叹自己是“臣久困一隅，兵单将寡。”
他蜷跼南昌，为了苟延残命，只得与太平军拼命争夺临江府，力求保全樟树镇。这是因为江西的地理形势，“全省以赣水为中路之经，……一水中分，而两岸州县之多寡，地形之大小，盖略相等。其袁州、临江二府之河称曰袁江，至樟树镇而汇于赣河。樟树镇者西近瑞、临，东按抚、建，两岸之关键，省城之咽喉”。
曾国藩要苟全性命于南昌，自然认为江西战场“实以樟树镇为最要”。因此，他忍痛撤九江之围，将周凤山的陆军调赴临江前线，又令彭玉麟率领内湖水师逆赣江而上，也“扎驻该镇”。
江西巡抚“文俊又调周尊彝，林葆等之陆军，刘于浔之水师，随同驻扎，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
石达开指挥太平军还在扩大战果，他分兵遣将攻下了瑞州、哀州、临江、吉安等江西诸重镇，自己亲扎大营于临江，与樟树镇近在咫尺，使曾国藩如芒刺在背，日夜不安。
他在一道奏摺中，对石达开的这一战略部署极感恐惧，说他经过“细心察看，石贼久居临江，为上下适中之地，凶悍之贼必萃于此。南别窥伺赣州、南安，以通两粤之余匪；北则居守武宁、新昌，以通九江之归路；全势注于江西，意图尽披枝叶，困我省会，凶谋诡计，实可痛恨。”
太平军与湘军军在江西战场全面展开搏斗后，优势已在太平军这一边，斗争的焦点又移到夺取省城的咽喉之地樟树镇上。
为时不久，太平军更占尽了优势。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周凤山在樟树镇大败，“营垒全陷，并勇溃回南昌，省城人心大震，夺门奔走者不可禁御，或相践以死。”
樟树镇丢失，南昌门户大开，曾国藩困守孤城，甚至“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何况湖北的道路久塞，现在又与湖南隔绝，此时此刻，他感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
当时江西战场上的湘军，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即以兵力而洛论，“在内惟李元度一军，在外惟罗泽南、刘长佑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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