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晓是不是那位上京的安南使者马屁拍得到位，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朝堂几派大佬竟然都在短时间内被说动，答应出兵围剿进入安南的大清土匪！
“没想到那孙子还有些本事，当真看走眼了！”
吴可接到京城先一步传来的消息，心中的诧异可想而知。
“原来如此！”
等到京城盟友大学士桂良传信过来，他这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显然安南国在京城也是有消息来源的，那位安南使者一到京城立即携重礼拜访恭亲王，转过身来又跟顾命大臣之首的端华搅在一起，估计也达成了什么秘密协定，结果安南使者在朝会上刚一提出请求大清出兵的要求，立时便得到了朝堂大半大臣的支持响应。
加上那两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也表态支持，事情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桂良等中立派大臣还没反应过来，事情已成定居再多说什么也没用。
经过仔细打听他们才明白，因为帝后党和王公党联盟急需亮眼表现，想要在朝堂上压顾命大臣们一头，自然对如此大好良机不会轻易放过。
出兵国外啊，虽然是临近的藩属国，但这对于本身就陷入内乱之中的大清而言，那真是要多长脸就多长脸的事儿。
顾命大臣那边也基本上是同样情况，就算知道阻止了不帝后党的动作也要插一手分润功劳，绝不能让政敌好过了去。
结果就是这样，安南国使者巧妙的利用了朝堂火暴的斗争形式，轻而易举便达成了想要的结果，而且无论帝后党与王公党联盟还是顾命八大臣一系，都非常乐意做成这事。
在那位安南国使者的极力恳求下，朝堂这次难得的高效了一次，决定出兵帮助安南国剿匪的三天后，盖有两宫太后印玺的正式旨意便出来，果然出兵的主力是两广清军，负责指挥的自然是两广总督吴可！
吴可气得够戗，对朝堂上那般如此没坚持的大臣很是无语，就为了那么点点虚名都付出多大代价啊，丫的真以为出国作战跟过家家一样？
朝廷随手就把他给卖了，他当然不会轻易遂了安南那帮孙子的意。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最后看谁斗得过谁？
驻守广西河池的湘军蒋益澧部突然接到两广总督衙门命令，出兵临近的贵州支援当地清军弹压叛乱的苗民。蒋益澧不敢怠慢，接到命令后不到五天便做好了出征前的一切准备，而后在第六天清晨全员出动直扑临近的贵州山区。
蒋部离开河池大营后第三天，湘军另一位大将刘坤一便率部进驻河池，同时还做好了尾随友军人马杀奔贵州山区的前期准备。
不仅仅只是蒋益澧和刘坤一，坐镇桂林的广西布政使，同样出身湘军的刘长佑也接到命令，随时做好前往贵州支援的准备。
当然吴可并不是针对湘军人马而是现实需要，此时石达开部太平军已经跟四川清军打得不可开交，作为邻省遥相呼应的友军还是熟人出面最好。
石达开手下大将李福猷军锋甚锐，2月19日在大中坝全歼地方团练三百余人，次日乘胜攻克石(石主)厅城，驻军四日城乡贫苦百姓参军者数千人。24日他们主动放弃石(石主)，向涪州前进。
而另一位太平军大将赖裕新则率领后军进至丰都的高家镇，击溃当地的团练屯营于高家镇、王家渡一带准备抢渡长江。因为骆秉章早已下令把江中的船只全部集中北岸，所以无法抢渡只好到涪州来会师。
涪州地处长江南岸，乌江于城东汇入长江枕江依山形势险要，下通云阳和夔州上通重庆是川东重镇。在石达开部队到达以前，四川清军早已经加固城墙，并封索了长江，将所有船只收泊于城下。
1862年3月下旬，太平军在涪州附近会师，沿乌江东岸连营二百余里，旌旗相望金鼓相闻。竖太平天国大黄旗于插旗山，涪州城中抬头可见。
石达开部太平军人数超过十万，对外号称二十万声势之大军容之盛，是涪州城清军生平所仅见，涪州知州姚宝铭写血书向成都告急全川震动。
当时李蓝叛乱武装余部周绍涌等人在川东大竹、垫江一带活动，他们听到太平军大举入川的消息，欢欣鼓舞要想前来会师，全军奋战一直打到涪州对江的鹤游坪，与太平军营地相距不过百里隔江相望。
可惜清军早有准备严密封锁长江，两部人马始终未能会师导致所有战力不能往一处使。
骆秉章收到涪州的告急文书，急派道员章源率湘军军千余人，水师炮船数十艘赶来布防。另调皋司刘岳昭之湘军，副将唐友耕巳革知府唐炯之川军增援，并从贵州增调清兵入川作战。
这时太平军已在眼前，清军援兵不知何时才能到达，远水不救近火，姚宝铭急得手足无措。恰巧当时清军参将徐邦道回籍探亲，姚宝铭就央求他出来主持防务。徐邦道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财产极为卖力。
为了便于守城他不顾城外百姓的死活下令放火，把城外的民房一起烧光，用这些民房的砖石修墙筑垒以作负隅顽抗。
而这边石达开已经挑选识水性的战士，采用奇袭的方式，于4月1日夜半在涪州上游朱家嘴一带突破乌江，随即在江上扎起浮桥大队人马陆续过江，清军兵勇闻风溃逃沿乌江西岸二百余里的防线顷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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