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
计议已定，石达开就怀着满腔悲愤与家人决别。他的王娘马氏在紫打地突围前已服毒自尽，另几位王娘吴氏，潘氏，胡氏，为了消除他的后顾之忧，不在战败后被俘受辱，也抱着两位幼子携手投河，还有一位王娘刘氏带着石达开的儿子石定基，由两名侍卫保护，于深夜攀山逃出险境，打算去寻找李福猷，以后再兴兵报仇雪恨。将士们患病受伤难以力战的，不愿被俘受辱，也相继投河自尽。
既已下定必死决心，曾仕和就向石达开提出一概诈降的建议。他说由利济堡南十里可到凉桥，过桥就是洗马姑场，听说那里颇有存粮。我们可以拔队先行，向那里的清兵投降，伺机抢占洗马姑，如果成功，就能转危为安，重振军威，如果失败，也不过一死而已。
石部太平军突围的希望此时极为渺茫，即使诈降清军难道就会轻易上当？
但事已至此，与其待死不如一试。石达开是个爱兵如子义重如山的人，他觉得将士们面临这不幸的结局，全是身为主帅的罪过，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保全部署的生命，哪怕以死去换取也在所不惜，于是接受了这一建议，6月11日即下令全军南行。
太平军方面直到6月10日晚上，才提出诈降出险的策略。但在清军一方自从太平军紫打地被困，就不断商量诱降的办法。不过他们的高级官员和下层军官又有不同想法，四川总督骆秉章，布政使刘蓉等老奸巨滑非常世故，他们知道石达开是不可能投降的，因此只能以诈降为手段，达到诱擒而加以杀害的目的。
下级军官如参将杨应刚，都司王松林等人都很佩服石达开的文才武略，很想争取他真正投降过去，既立了大功，又能交上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朋友。因此在招降过程中是很卖力气。
6月11日，太平军还没有派人去联系清军，杨应刚，王松林已经亲自前来招降了。当时双方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停战谈判。杨应刚，王松林知道石达开是个硬汉子，以荣华富贵来打动他是不行的，也知道他一向爱护部下，所以劝他为了保存部下的生命而牺牲一切。
最后石达开慨然答应，双方谈判的结果是，休战后清廷不再对太平军将士追究罪责，一律遣散归田。石达开愿意自己一身承担一切责任，只要部下能够保全性命，自己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一切具体办法，由石达开自己到洗马姑军营和周歧源当面商定。谈定后太平军全军进驻洗马姑。
这次谈判中，双方各有各的想法，杨应刚，王松林认为，只要谈判成功，就算立了大功，至于对石达开本人如何处理，那是上级的事。他们相信只要石达开肯作官，朝廷是会加以重用的。
石达开，曾仕和认为，只要太平军将士能够暂时脱离险境，就有伺机袭击东山再起的希望。诈降成功可以重振军威，诈降即或失败，只要部下能够保全性命，石达开也甘心粉身碎骨。不管成功或失败，他自己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
当晚到达洗马姑，经过双方反复谈判，商定对石达开部下六千人先遣散四千，暂留精锐两千，不缴军器移驻大树堡，等骆秉章回文再作处理。杨应刚等人则在洗马姑设宴招待太平军将士，让太平军将士大家安心。
石达开答应这样的条件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晚如果发动袭击，将士们体力太差，一旦冲突，未必能操胜算。既然可以保留二千精锐，携带武器移驻大树堡，不妨把行动略微退后。
大树堡是南来北往的通途，粮食充裕，到了那里突袭更容易成功。
6月21日，预定遣散的石散步粉太平军四千人遣散完毕，6月13日一早，留下的两千人重新编队，不愿意遣散回家，死活都要追随石达开，他们仍由石达开部下周宰辅指挥，作为前队先行，向大树堡进发。
人马行进中突然一阵骚动，原来川军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隔岸观火，等招降成功就迫不及待地跑出来抢功，把石达开和其子石定忠，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抢到自己手中。这不仅打破了杨应刚亲到成都报头功的美梦，也使石达开与及其部下脱节，诈降计划落空。
石达开等人离开后，雅州知府蔡步钟按照唐友耕的布置开始行动。他增派军数营到大树堡。与原先驻扎的都司唐大有，参将张福胜，都司庆吉会合。
尽管二千太平军局促于一隅之地，他们还是不敢贸然进攻，而要等到半夜才从四外放火，想把太平军烧死。太平军将士从梦中惊醒奋起反击，但火光中容易暴露目标，大都被火，枪击中，只有少数人夺路杀出期于大都战死。
石达开部太平军大部主力，就此在大渡河一役全军覆没，就连石达开本人以及其亲子还有心腹大将都没能逃脱被俘命运。
1863年6月18日，唐友耕率领清军数百名，押解石达开等五人前往成都。石达开携子乘轿，曾，韦，黄三人乘马，仍一色天朝衣冠气宇轩昂，乃至沿途士民争相瞻仰翼王风采。一路上的地方官都办了上等酒席招待他们如迎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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