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伟嘉掌柜的眼力还是可以的，除了那枚持莲童子玉人，李承没再发现其它失误的地方。
将店内转了个遍，蒋云英还未回来，也不知忙什么重要事情，李承坐不住了，抬手指指外面摊铺，“范掌柜，蒋小哥，我和老陶出门转转，等蒋老板到了，你们在棚里找我。”
范伟嘉往前一步，“要不……我陪您四处走走？我人面熟，哪家摊位都得给我一点薄面的。”
他陪着有好处，摊主肯定拿好货出来，可同样也有坏处，那就是没了捡漏的乐趣。李承迟疑了会，最终还是拒绝了。
将购买的几件东西用袋子封好，放在厚德堂，李承和陶然带着王志高，重新开始逛市场。
这会已经下午两点多，正热的时候，市场上人更少，偌大的市场，游荡着三五十名顾客。
随着国内古董古玩市场的日渐兴盛，像这种大市场，大浪淘沙被无数人淘过无数遍，想捡漏，很难的，同时想要买到好东西，也不容易。
连走了小十家，都没有收获，不是说没有好东西，而是不合适，要么是镇摊，死活不卖，要么就想要活宰，一口价能吓死个人！
李承有点后悔，刚才咋不答应让范伟嘉带路呢？
拐上第二列时，李承再度停下脚步，不是他看到什么好东西，而是因为陶然。
这是一家旧书报摊位，各种书刊、杂志、电影海报充斥着不足八平米的摊位。
陶然以前是《九十年代》杂志的政论版编辑，对这种书刊摊，有着天然的兴趣，率先走上前，手指搭在一列列朝上的书脊，滑过。
他的神情有点遗憾，这家书摊上的旧书，九成九都是简体。
侠州是中文教育，一直秉持的还是剑州路数，也就是繁体。
最对于简繁之争，很多人认识中有个误区，那就是简化字是建国后国内那帮学者搞的，这个观点绝对错误。
简化字，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数量不多，大概两三百个常用的俗字、古字和草书字，当时，人们把这种简化字当成一种书写便利字使用，并逐渐推广开来。
清末民初，有关汉字的简繁之争，越发的激烈。
1909年，清末学者、后参与创办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呼吁“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字”，也就是大面积推广简化字。
与之相对的是宗师级学者章太炎，对汉字拼音化和用万国新语来替代汉语的言论反对甚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简繁之争，越发激烈，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人都曾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这一提议，引发了当时几乎所有知名学者的打讨论，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1935年，金陵当局，曾推行过《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只实施了一年，因为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老派文人的激烈反对，又通令收回了该字表。
简繁之争，只能说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学术之争，它不应该上升到政论层面。
再说说国内简体汉字，它的发展，同样有内部之争……
国内简体字，是1964年开始全面实施，此后在1977年有推出二简字，遭到众多学者的一致反对——太简太丑，举个例子，发展的“展”，在二简本中，是“尸”字里面“一”。
反对声音太大，最终在1986年二简字表作废，现如今国内实施的是六十年代的一简表。
在境外，简化字受到颇多非议，就连饶老有时也会吐槽两句。
坚持繁体字为“正统”的人群表示：“汉字简化后，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厰空空，面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飞单翼，涌无力，有云无雨，开関无门，乡里无郎，圣不能听也不能说，买成钩刀下有人头，轮下有匕首，进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可魔仍是魔，匪还是匪”。
有坚持简化字的学者反讽：“党内无黑，团中有才，国含宝玉，爱因友存，美还是美，善还是善，虽丑无鬼，只不过台无吉，湾无言……”
很明显，陶然是繁体字正统主义者，至于李承，他无所谓的，简繁他都行，就是有时候觉得繁体字有些麻烦，钢笔书写不畅快。
另外还得说一句，简体字二手书籍，在侠州卖不上价格，最近两年有不少教育机构，开始尝试推广简体字辨识。
这是好现象。
陶然的一句感叹，马上引起摊主的注意，这位四十来岁的摊主立即笑着问道，“几位是侠州剑州客人？我这边还真有几本老书，要不要看看？”
这人挺会做生意。
他从柜台下面掏吧掏吧，拿出一小摞布满灰尘的线装书，大约有十几本，放在柜台上，又拿起抹布擦擦，这才递给陶然。
书籍纸色泛黄，有些历史，李承来了兴趣，也伸手抽取一本。
喔噢，东西不错哦！
橙红色封面，白印连枝大牡丹，左侧四个白字“绣像小说”，底下是“第一期”。
是李伯元主持编辑的《绣像小说》半月刊创刊号。
《绣像小说》是在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第一份小说专刊，也是晚清刊行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种小说杂志，同时还是我国第一份大量使用绣像插图的文学期刊，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
主编为清末小说家李伯元，此人的名字很多人没听说过，但他的《官场现形记》一定知道。出版发行的是沪海商务书局，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国内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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