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果真如此，那早在当年追随张敖入长安之时，田叔就应该自裁在廷尉衙门之外！
实际状况却是田叔只为张敖一脉争取到了‘复封为宣平侯’的待遇，反倒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刘弘朝思暮想的‘尊立太后’一事之上。
对于这样的人，刘弘表示···
有多少给爷们儿来多少！
什么侠肝义胆，什么义薄云天，都不是官僚所应该具备的；作为封建时代的佐政大臣，刘弘只需要臣子能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以整个天下为角度看待问题，从而做出理性的判断。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望成为一个‘为国为民’的政治家，而非为了一己私利，将江山社稷弃之不顾的政客。
毋庸置疑，田叔十分准确地挠到了刘弘地痒痒处。
投之以桃，刘弘自然不吝于报之以李：给田叔按个将衔，宿卫长乐宫，彻底坐实田叔‘太后一党’的身份，将‘张敖之忠实门客’的人设给田叔撑住；如此一来，刘弘就可以拿田叔作为招牌，将政坛上仍旧活跃，势力并不算小的‘张敖故旧’势力召集起来，并交到太后张嫣手上。
而太后一党，也与皇帝一党几乎没有区别。
起码对目前的刘弘以及张嫣而言，确实是这样。
实际上在汉初，武帝杀母存子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太后和皇帝都并非后世黑化那般，处于‘水深火热’的争权夺利之中。
归根结底，太后终归是皇帝之母；无论是文帝薄太后，还是景帝窦太后、武帝王太后，实际上都是皇帝的亲生母亲。
试问多么丧心病狂的人，才可能做出以太后的身份，从自己的亲身儿子手中抢夺权力的事？
现实并非史书所记载‘窦太后威压景帝’‘试图废武帝’那般，浅显得让人认为‘太后=皇帝最大的敌人’。
试想一下，在景帝继位三年后，吴楚发动叛乱时，如果东宫没有窦太后坐镇，景帝还能不能镇住场子？
只怕届时，吴楚打起的就不会是‘诛晁错，清君侧’的大旗，而是‘代王本不当立’了！
后武帝年不及弱冠而登基，若无窦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镇压朝野，那年轻气盛的猪爷会不会被满朝儒生忽悠瘸？
即便乐观一些，恐怕武帝也得花小半个皇帝生涯，致力于将权力一点点从朝中权臣手中一点点抠出来。
所以真实状况是：太后在汉室的角色，更像是政权交替过渡时的保险！
即表示在史书上青面獠牙，脚底流脓的吕雉，也是在刘邦驾崩，刘盈年十五而登基的关键时节，以太后之身威压朝堂，将朝局控制在稳定范围内的人。
而后的窦后更是一人确保了汉室两次政权交接，尤其是后一次，将汉室从建元新政的泥潭中拉出，为猪爷最后名垂青史，完成旷世伟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所以‘太后与皇帝对立’的说法，根本不是汉初的常态；汉太后的存在意义，多数情况下仅限于‘替年少的皇帝镇镇场子’‘在皇帝做错事时出来劝道’，以及‘以先帝正妻的身份，威压朝野，避免朝权过度流入权臣之手’的积极作用。
另外，在皇帝与宗室，以及皇帝与朝堂的博弈之间，汉太后普遍起到一个中和调节，做和事佬的作用，扮演缓解君臣矛盾的润滑剂。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汉室皇帝和太后，可以说完全处于同一阵营——亲母子斗的死去活来，那才不正常。
太后即立，刘弘的皇统来源合法性所需要的最后一个条件也得到满足；只有刘弘通过‘沐浴斋戒’来关自己禁闭，则是为了将周勃‘领兵出征’的议题搁置。
待刘弘跟张嫣培养培养‘母子’感情，并达成一致之后，匈奴使团之事，就可以以‘太后令和’而宣告终结——周勃或许敢以‘开国功臣’的身份压一压年少的刘弘，但别说周勃了，哪怕满朝勋贵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有对太后指令提出异议的胆子。
即便太后张嫣，实际上也才不过二十二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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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可能会有人疑惑：天颜？不是皇帝才能用的吗？
须得一提的是，汉室太后的一应行政待遇，基本都是与皇帝一致的：自称朕，亡称崩，死后与先帝合葬于帝陵等等。
在历史上著名的‘冒顿书绝悖逆’事件中，匈奴单于冒顿对汉太后吕雉的称呼，也是‘陛下’。
从这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出：西汉初的太后，其政治地位与皇帝平齐；历史上窦太后差点废武帝皇帝位一事，更是隐隐指出‘太后地位稍高于皇帝’的讯息，这与汉家以孝治天下的国策也相符。
所以天颜、御用某某物，或者自称朕、被人称为陛下等等，都是可以用于汉太后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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