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百姓用行动表达对刘弘的信任，以每石高出市场价十五到二十钱的价格，从少府新设立的主爵都尉购粮食用，长安高门皆因前时的太后懿旨，以及接连的‘凶杀案’而惶恐不已时，刘弘却悠然的坐在宣室殿内，目光柔和的打量着眼前的男子。
若是老奉常刘不疑认清此人，即便其身为皇党一系成员，恐怕也免不得要面折廷争，面红耳赤的劝谏刘弘‘莫忘国本’了。
盖因为这位男子的身份，是汉室，乃至于华夏封建王朝绝大多数时代所鄙夷的——商贾。
真要说起来，商人的恶名在不远前的春秋乃至战国时期，还算不上太差。
被太史公评价为‘商祖’的白圭，便在遥远的战国时期创造性的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理念，并借此累下万贯家财。
同样作为部分人认同的商业祖师：范蠡（lǐ），更是在隐退之后富甲一方，成为后世人所信奉之‘财神爷’的原型。
至于在后世亦大名鼎鼎的管仲，更是提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与资本论极其接近的思想主张！
这三人任意拿出一个，都足以被商贾奉为祖师，并向他们看齐。
——魏相白圭‘以商富国’的执政思维，让战国时期占据弹丸之地，却保有数万常备野战军的魏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施行了‘二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须知如今富拥大半中原的汉室，税率也才十五税一而已；就更枉论春秋各国，乃至于统一天下的‘暴秦’了。
越大夫范蠡，更是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恨，将越国从亡国的深渊硬生生拉出，并推向称霸地位的政治家，军事家。
管仲更是不用多说，在汉室，学术界依旧恭敬的称管仲一声：管子。
——要知道在汉室，就连仲尼都还没那个资格，被称为‘子’！
高兴的能叫一声仲尼，就算很给面子了——不高兴了粗暴的说句孔丘，除了儒生之外，也不会有人太在意。
即便是刘弘乃至于先帝刘盈，高皇帝刘邦的诏书当中，也不乏从《管子》一书引经据典，增强条令合法性的部分。
有如此多的先辈为榜样，商人阶级凭借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丰厚的资本，本该成为精英阶级，至少是预备精英才对。
但白圭、范蠡、管仲，乃至于目光长远，为了生意的稳定而自掏腰包，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郑人弦高，都没能成为商人阶级的榜样。
商人们，选择了一个错误到不能再错的榜样。
——姜子牙二十三世玄孙，杂家创始人，始皇帝嬴政的第一任相国：吕不韦。
无论是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还是范蠡的‘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亦或是早于西方二千多年提出‘商业战’概念的管仲，都输给了‘奇货可居’的吕不韦。
失去了白圭‘以商业思维治理国家’的思维，失去了管仲‘以商业打击敌人’的主张，也失去弦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宽阔眼界，商人阶级与社会对立，便成为了必然。
今日但凡换一个人，刘弘都断然不可能以皇帝的身份，亲自接见一个户籍还在商籍的‘贱户’。
但眼前的人，恰恰是如今汉室的商人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得到了刘弘光明正大接见的商人：长安田氏主，田兰。
在未央宫北阙上演那么一出‘为父鸣冤’的好戏之后，田兰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孝女缇萦的历史地位，成为了汉室‘孝道’的典范。
关于田兰击登闻鼓事件，光是刘弘目前所了解到的，就已经有无数个版本了。
自秦末汉初的战火而逐渐凋零的远古学派：小说家，更是借着田兰的传奇事件，而重新在汉都长安活跃了起来。
刘弘甚至特意让王忠派人去打听回来了一个版本，待等王忠面色怪异的将那则画风近乎玄幻的‘田氏孝子为父鸣冤’说出后，刘弘可谓是瞠目结舌···
什么飞檐走壁，什么力拔山兮，还都是次要的——在民间传说中，田兰之事活脱被演绎成了孟姜女哭倒长城那样的神话！
从‘以孝治国’的国策来看，刘弘应该对这件事感到高兴；对于田兰一介商户被民间神话，则应该让刘弘警惕才对。
但这件事，却让刘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在原本的历史当中，商人做官，是在文帝纵容民间资本野蛮生长，加上汉室‘祡官’政策，以及公孙弘、桑弘羊等商人出身的猛人开路，才得以成行。
而现如今，彻底放开民间资本枷锁的选项，早早地被刘弘从‘汉室未来五十年规划’中剔除。
光靠着空手套白狼的祡官政策，以及极其不友好的舆论，刘弘很怀疑在有生之年，能否见到桑弘羊这样的精英。
田兰的出现，则给刘弘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造神。
这种手段在后世可谓司空见惯：文娱工作者被经纪公司包装打扮，从而获得庞大的利益，几年之后，再造新神，继续捞钱。
这种以流水线造神的末世，刘弘后世自是咬牙切齿；但现在，刘弘却有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想法：既然后世的经纪公司，能包装戏子揽财，那为什么不能在这汉室，打包出一个‘正直仁义’的商人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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