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的座次排名，虽与往常有小的变动，但总体状况还在预料之中。
——内史之后，少府成为了第二位被刘弘传召，赐座朝班的属衙。
在汉室，内史象征着政权对农耕、关中的重视程度，而少府，便象征政权对百姓民生，以及国防事业的重视程度。
先种田发育，以关中为基本盘，而后富国强兵，提兵北上——与太祖、孝惠乃至于吕后在位时的政治纲领一脉相承。
紧随其后的第三位，就有些出乎朝臣百官的预料了。
——内史、少府之后，居然是廷尉站了出来，成为汉九卿地位第三的属衙！
这个安排，无疑算是有汉以来头一遭！
或许在后世，政权安身立命，得以维护威信最重要的，便是法律；但在汉室，法律的重要性，还远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
即便是汉室在总结秦的惨痛教训后，施行了‘士不教不得征’‘不教而诛谓之虐’等普法政策，但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耳熟能详的法律条令，还是太祖刘邦约法三章的那几条：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除了这几条，汉室绝大多数百姓对于‘法律’的认识，也都还停留在以道德为准绳，符以自由心证的程度。
如叛国，在后世妥妥会被炮决的重罪，在此时的百姓认知当中，还只是出于‘华夏贵胄’以及忠义思想，方被否定的‘无德之举’。
也就是说：在汉室叛国，理论上并不犯法，只属于‘不道德’——与后世在公交车上，不给老奶奶让座一样！
而叛国者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审判，完全不在法律所规定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案件，其审判结果就只取决于主审官的自由心证，以及犯罪者的辩词。
理论上，如果一个人在叛国之后，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且符合时代道德价值的解释，主审官再被说服，就很可能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局势，显然不是刘弘想要的。
历史上，文帝刘恒为了彰显自己‘仁德’的一秒，废除了‘谣言诽谤’罪，促成了华夏史上第一个‘不因言治罪’的法制局面；但在刘弘看来，此事与《许民弛山泽》令一样，有利有弊，且弊明显大于弊！
——谣言诽谤罪被废黜，仅仅针对百姓；当官的、有钱的，以及又当官又有钱的（皇帝），还是要谨言慎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百姓眼里，法律，就是官老爷才需要遵守的东西！
——起码在‘妄议国政’这条罪名上，确实是这样。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纵容下，古华夏在汉朝之后，居然演化出‘法不责众’这种严重违背法律道德的观念！
只要大家一起犯罪，就不会被治罪？
如果认可这个看法，就等同于刘弘默认：造反可以，不能一个人，要多拉点人一起！
即便不是穿越者，刘弘也不可能坐视这样的观念，在尚处于封建时代的华夏大地存在。
如此一来，刘弘将廷尉放在内史和少府之后，在九卿之中排在第三，也就是显而易见得了。
——法制思想，必须从始至终贯彻！
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乃至于将华夏大地从战国的荼毒中，在汉初数十年内快速拯救出来的‘黄老无为’，其最令人称道的，都永远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百姓自由发展。
而这个‘合理得范围’，便是法律所允许的范围。
百姓想种田，想行商，乃至于搓个蘑菇听个响，都可以——前提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种田就好好种田，不能欺压弱小，侵吞他人土地；行商就好好赚钱，不能披个商人的皮，在深山野林敲同行的闷棍！
至于想搓个蘑菇···
——真要有人在这西元前手搓蘑菇，刘弘就要合理怀疑一下，这人是不是自己的穿越者同行了。
刘弘之所以有这个考虑，自然是为了今后，汉室的强大之路。
秦之所以在周末列国中脱颖而出，短短四十年就完成了‘富国强兵’的历史性成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秦法严明。
立了功，必然得赏；犯了罪，必然砍头！
——谁来都没用！
在这样明确的法律约束之下，秦一跃成为列国之中国力最强者，并顺理成章的统一了天下。
具体到刘弘所处的时代，对应历史上的汉文一朝。
世人或许都只看见文景之治的繁荣，只看到文景忍辱负重数十年，方有武帝提兵北上，马踏残垣的壮举；但使文景之治形成最强大、最坚固的根基，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
——吴公为廷尉，治平为天下第一！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即便是被历史上第一位同人小说家司马迁，不惜斥之为‘酷吏’的汉廷尉赵禹，也是一个‘舍无食客’‘治无冤案’的清廉刚正之人。
能让司马迁，一个能把卫青、霍去病写成‘不修名节、不进贤士、和柔事主’的酸黄瓜，为自己写下‘舍无食客’的评价，足以证明赵禹，这位法家最后一位俊才的能力。
就是这一代代公平公正，誓死维护法律尊严的廷尉，才使得汉室从开国初的羸弱快速爬出，大踏步迈向了国富民强、无有外族敢侵的盛世；才有了陈汤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迈誓言。
现在，刘弘有幸成为了汉，这个华夏民族最辉煌灿烂之时代的掌舵人，立志要富国强兵，要驱逐外蛮，使华夏顺理成章的走向必将属于的辉煌，首先要确立的，就是法制、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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