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代诸侯王只有五个儿子，那在这个诸侯王死后，就先从这五十个封国中拿出五块，给那五个儿子，剩下四十五块封国暂时由中央控制，等这五个儿子再生下儿子，再依次发放给他们的后代。
而《推恩令》中，与贾谊的想法所不同的是：诸侯薨而有三子，则分其国为三，三子各领一国；待此三者薨，再裂各自土。
虽然二者发展到最后的结果，都是诸侯国被分裂为一块块只一城、一县的弹丸之地，但这个被贾谊有意无意忽略的过程，却是这个政策之所以能被诸侯王接受的关键。
试问一个坐拥五十城的诸侯王，如何能接受自己死后，长子的封国只剩一城？
又试问哪个王太子，能接受父亲五十城的诸侯国，到自己手上就只剩下一城？
而这一点，就是主父偃比贾谊更为人称道的地方了：作为纵横家出身的官僚，主父偃对人心的了解，可谓相当透彻。
——且先不提贾谊的方式能否为诸侯王接受，光是其余空置封土‘暂时交由朝堂保管’这一点，就足以使得诸侯王连连摇头，说一句：此陛下欲谋吾家之土也！
别说诸侯王信不信了，就连刘弘自己，都很难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摇头。
即便刘弘把住节操，仗义的履行了诺言，真的将封土交到了诸侯王的子孙后代手中，但刘弘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后代，能在这个诱人的选项面前说no。
——眼皮一眨，那可就是小半个汉室疆域落入中央手中！
从这便能看出：提出陈政事疏时的贾谊，还是一个十分纯粹，且对人心险恶一无所知的理想主义者。
而作为一个水准线以上的皇帝，刘弘自然不可能认可贾谊的提议；在《推恩令》和《治安策》之间，刘弘只能选择更温和，且更容易为关东诸侯接受的前者。
因为《治安策》推行，很可能引来所有诸侯的不满；《推恩令》，则将得到大部分诸侯的认可。
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对于任何时代的君王来说，这都是至理名言。
至于刘弘最后一个考虑，则与第二个考虑原因相同：此时的贾谊，还是太过于青涩，太过于理想主义了···
在后世，有这么一个搞笑的说法：大明时期的秀才，顶多能对应后世的小学生；举人对应初中生，贡士对应高中生，进士对应大学生。
对这种说法，刘弘向来是嗤之以鼻。
——秀才对应小学生？
笑话！
能通过院试考中秀才的，哪一个不是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八股经典信手拈来？
让后世的小学生背背看？
别说四书五经了，光是秀才郎那一手漂亮的书法，就能让后世的小学生求死不得。
至于举人和贡试，那更是不用说——范进中举之时，都已经五十四岁了！
在人均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范进都已经到了即将入土的年纪，才考中举人。
五十四岁考中‘初中’？
那范进还真应该发疯——为自己那么蠢发疯！
到参加殿试的进士，其受考内容，那更是早就已经脱离了四书五经、八股套路的范畴，转而走上‘政治策论’的方向。
每一个在殿试中拔得头筹，成为状元的进士郎，其殿试考卷所书，必然是贴合时政利弊，且有针对性的切实际、可操作性高的政治建言。
这样的人放在后世，相宰或许够不上，但在中央历练几年，作为国家某部门主官来培养，还是够资格的。
但有一说一，即便是在后世，一个年轻人再怎么天赋异禀，也要在基层历练几年，再一点点提高。
明清时期的状元郎们，也都是要在翰林院先进修几年，而后方能入朝，从相对较低的位置一点点往上爬。
同样的道理放在汉室，也适用。
而贾谊，便如同后世的状元郎一样：满腹才华，却年纪尚轻，政治经验十分薄弱。
用后世的话说，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但还尚需历练。
既然还需要历练，那就不太适合太早出头——历史上，贾谊在出头之后所经历的遭遇，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而刘弘‘剽窃’贾谊的《治安策》，转而推出《推恩令》的举动，就能很好地避免贾谊风头过盛，从而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朝中大佬。
——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不外如是。
历史上，贾谊屁颠颠给文帝上了《过秦论》、《陈政事疏》（治安策）、《论积贮疏》等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当做一个王朝政治纲领的策论出来。
文帝也理所当然的给贾谊封了官，还让贾谊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成为了博士；不过几年之后，贾谊的官就做到了太中大夫一职。
要知道汉初的博士，可不是后世成千上万的高级知识分子，甚至都不是几十年后，武帝一朝烂大街的博士——汉初的博士，那都得是学术巨擘！
如历史上被任命为‘《诗》博士’的申公，就是楚元王刘交的同窗，荀子的徒孙。
因其曾在荀子门徒浮丘伯门下学习《诗》，并得到了天下文学界的认可，才成为《诗》博士。
再拿文帝朝另一位青年才俊来说：晁错奉命前往济南，得伏胜教授《尚书》而归，便被文帝任命为了‘《尚书》博士’。
什么意思？
——《尚书》的解读权，自此由晁错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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