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将来死后的长眠之所，刘弘的心态十分坦然。
——毕竟是后世人，对于生老病死，刘弘看得十分透彻。
对于帝陵的建造地点，刘弘自然也没有什么‘风水’‘寓意’之类的要求。
刘弘之所以来要拉着丞相、内史、少府这三个主要负责帝陵建造的重臣，前往帝陵候选地点进行现场巡查，主要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以及一点‘私心’。
——刘弘，已经很长时间没出长安城了···
虽然登基之后，刘弘总是有意无意的找机会出去散心，更曾在去年年中，过了一把‘御驾亲征’的瘾，但作为汉室天子，刘弘还是觉得未央宫，已经隐隐成为了自己的囚笼。
做皇帝也有一年多了，刘弘对历史上酷爱游山玩水的武帝猪爷，也是愈发的理解起来。
趁此机会正大光明的走出长安，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刘弘而言，也是难得的休闲手段。
至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则是因为：陵邑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来都不是帝陵，而是陵山脚下的陵邑。
汉室的陵邑制度，基本都可以理解为：朝廷选个小山丘，将其凿空以做帝陵，并在山丘脚下兴建一座城池，以作为陵邑。
想想就知道：能被选座帝陵的山丘，必然是相对偏远，且人迹罕至的地方。
而陵邑的建造，由于带有‘广迁天下豪杰’的特性，又具有了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强制建立一处经济热点的功能。
很简单的道理——整座陵邑的迁入人，几乎都是曾经富甲一方的豪强，无论是消费能力、价值创造能力，亦或是金融流通能力，都足以撑起陵邑，成为关中又一个‘繁华昌邑’。
而汉室历代天子的帝陵及陵邑，也大都带有明显的皇帝个人特色。
如高皇帝刘邦的长陵，其选址就在秦咸阳宫旧址之上，高足有十三丈，长宽各百二十步，与未央宫隔渭水相望，山峰兀立，气势雄伟。
而惠帝刘盈的安陵，虽然也勉强撑起了不小的规模，但无论是那慌乱填充的土石，还是那刻意垒高，却依旧不足七丈高的陵顶，都无一不在告诉后世人：这个陵墓的主人，活的并不久，死的很突然···
在历史上，作为惠帝皇后的张嫣，虽然依旧得以按制葬入安陵，却因诸吕之事而失去了‘起坟’的待遇。
即：历史上的张嫣，死后确实被埋进了安陵，却并没有起墓碑，只是被草草埋葬在了一块长宽各二十丈，高五丈余的低配版‘后陵’中。
或许在后世人看来，长宽二十丈，高五丈的陵墓，怎么都与‘低配’搭不上干系，但看看历史上西汉时期的其余几处后陵，就不难发现差异。
长陵作为高皇帝刘邦与高后吕雉的合葬之处，被极其均匀的分为了东西两部分——吕雉的后陵，其大小规模几乎与刘邦的帝陵相差无多！
文帝太后薄氏、皇后窦氏的后陵，虽然没有达到吕后这么‘恐怖如斯’的地步，却也都规模宏伟，气势恢宏。
反观安陵的孝惠皇后陵，无论是大小规模，还是陪葬物品，都无法与正常的汉室后陵相媲美。
要知道安陵墓群内，就连鲁元公主的陵墓规格，都远大于张嫣！
再往后，就是历史上‘勤俭质朴’的带盐人，文帝刘恒了。
相传刘恒弥留之际，曾留有遗诏，交代其身死之后，由太子刘启承继大统，丧葬之事一切从简，坚决不允许大肆操办、宣扬，且不允许陪葬金、铜等贵金属制品。
虽然最终，景帝刘启顾忌孝道，还是将文帝的丧葬后事大肆操办，但随葬物什，却也遵从了刘恒的遗训。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入关中，包括刘邦长陵、孝惠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在内的帝陵都遭到了盗掘、破坏，唯有文帝刘恒的霸陵，让起义军不敢动起丝毫。
更有传言：起义军来到霸陵，看见文帝刘恒的衣冠迎风飘扬时，竟不敢再前进一步，只再三跪拜，掩面而退···
而与刘邦对帝陵‘气势宏伟’，孝惠刘盈‘仓促而掘’，文帝刘恒‘勤俭质朴’的个人风格相比，刘弘对自己帝陵的要求，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陵邑之上。
毕竟刘弘无论再怎么提倡节约，待刘弘死后，儿子还是得出于孝道，大肆操办丧葬之事，汉室‘厚葬之风’的改变也非一朝一夕，亦或是一封‘先帝遗诏’就可改变。
而陵邑就不同了——将陵邑建成什么样，完全有刘弘自己做主！
在历史上，‘陵邑经济’并没有被汉室历代皇帝所重视，反倒是要修至皇帝死去的帝陵，让国家经济承受了巨大的负担。
可作为后世人，刘弘实在太清楚，类似‘陵邑’这种人工制造的经济热点，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用了。
就拿后世的北上广深来说，除了北京，有哪一个在明清时期，就属于繁华大都？
算起来，估计也就是临海的上海要好一些；明清时期的广州、深圳，和‘经济中心’几乎挨不上边。
即便不考虑这些，后世北京的房价，也足以让刘弘对陵邑提起足够的重视。
作为天子与皇后在死后长眠之所，汉帝陵的位置普遍不会距离长安太远。
高皇帝长陵，北距长安三十五里；惠帝安陵，则位于长陵以西数里，距长安同样不过三十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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