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刚热好了饭菜，我父亲就进屋了。果然，三个姐姐全都整整齐齐的站在一边靠墙角的位置，一个个的耷拉着小脑袋不再吱声，我父亲也不看她们。我母亲端着饭菜进屋放在了我父亲的面前，他拿起筷子在桌面上戮了戮，乜斜着眼看着我母亲的肚子，问道：“快生了吧？”
“嗯，就这两天吧。”
“要是再生个丫头片子看你怎么办？”
我父亲不再吱声，低头自顾自的喝起碗里的稀粥来。这时我母亲招呼三个女儿，说：“吃饭，还站在那干什么？”
我的三个姐姐这才轻轻雅雅地坐到了桌子旁，各自端起碗来喝粥。她们生在穷人家，却一个个地像似大家闺秀，喝着清汤寡水的稀粥居然连一点声响也没有。
我父亲的性格原本也是开朗的，来到上海后一直在一间木工厂干活，开始时和我大舅搭伴在厂里拉大锯。拉大锯是个体力活，两个人配合着来来回回，把一根根长长的原木锯成木段，再把木段锯成木板，这个活没有体力或者偷懒耍滑肯定是干不下去的。那时我父亲只有20来岁，人又长得高高大大，真有点身大力不亏的感觉。活干的好，公司领导喜欢，时间一久收入也就水涨船高，等到结婚成家后，他一个人的收入已经勉强全家的用度了。后来又和我大舅一起分别当上了车间的小组长。那段日子尽管每天干活很苦很累，但我父亲还是很开心的。每逢休息日他自己一个人还会到处兜兜风，有一天当他来到外滩游览黄浦江江景时，还在友好协会大楼前的台阶上拍了一张照片呢。照片上的父亲身穿黑风衣，头戴黑礼帽，双眉紧蹙两眼炯炯有神，在逆光中脸部轮廓分明，看上去整个人冷冷的、酷酷的。
生活本是充满阳光的，可我父亲的世界里却充满阴霾，心中始终被一块莫名的大石头重重的压得喘不过气来。结婚之后开支散叶，可三个姐姐接连降临，使得父亲感到脸上无光。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使得它如此的顽固，如此的重男轻女。父亲弟兄三个，他行老二。我大伯和叔叔家都已经有男丁了，难道他是要和弟兄们比这个吗？我父亲从来没有对别人吐露过这些，只是能够经常听到他一个人哈着腰，抽着闷烟叹着气。在工厂干活休息时这样，回家时这样，即便是一个人坐在外滩看到黄浦江里船来船往，看着眼前匆匆而过的人流还是这样。
我父亲吃完午饭后又去上班了，三个姐姐又开始了玩耍，我母亲洗涮完毕，坐下来继续做她的针线活。过了不久，我母亲感到了疼痛，她知道大概这是要生产了。我母亲放下针线活，吃力地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又来到小披厦子里，捅着煤球炉烧上了开水，同时到处张望着。当她看到我大姐跑进院子里时，吃力的叫住了她，说：“如梅，快去42号找王姨娘，就说妈妈快要生宝宝了。”
我大姐一楞但很快便明白了，回道：“妈，你等着，我这就去。”
我大姐转身就向万福里42号的王姨娘家跑去。王姨娘，40多岁。老家在苏北，早年随父母来到了上海。淞沪抗战前她小小年纪曾经在一个大户人家做过家佣。当年大户家的女主人生产的时候，她在旁边给接生的洋大夫打过下手，看到过接生是怎么回事。之后也给好几个临盆又请不起先生的女人接过生，时间一长在静安寺一带也就有了些名气。她丈夫死得早，虽然自己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但经她手接生落地的婴儿已经数以百计，我的三个姐姐都是经她手接生落地的。
王姨娘正在门口的竹竿上晾晒衣服，看到我大姐如梅飞跑过来，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在这方面她不仅信息灵通，而且眼睛特尖。所经之地，只要用余光往小媳妇们的肚子上一瞥，就能约莫知道人家是否怀孕，几个月份了。王姨娘不识字，当然不会写字，但她的脑子里也依稀的给周围的每个孕妇排好了队。谁家的哪天，谁家的又是哪天，她都心里大概有本帐。这不，今天早上王姨娘还自己嘀咕呢，“弄堂口老吴家的也就这一半天了”。看到我大姐向她跑来，她立即全然明白了。
王姨娘放下手中的衣服，迎着我大姐走了几步，问道：“如梅，是你妈要生宝宝了吗？”
“是啊，王姨娘，我妈让我过来叫你。”
“好，我们快点。”王姨娘放下手中的衣服，快步如飞，我大姐紧跑着追赶。
煤球炉上开水壶的壶嘴里“扑扑”地往外冒着热气，我母亲因为疼痛已经躺到了里屋的床上。王姨娘进了屋，随手取来一个铜盆，倒上开水就要净手，转身看到我的三个姐姐全都鸦雀无声的站着一旁。王姨娘手一抬，我母亲以为这是要让孩子们离开。她声音微弱地说：“如梅，带妹妹们出去玩吧。”
王姨娘抬起的手却没有落下来，她说：“算了吧？让她们看吧，看看妈妈吃的苦，受的累。她们都是丫头，以后也得过这样的关。”
王姨娘还在自言自语：“女人的命这么苦，怎么还那么地被人瞧不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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