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作为一个穿越者，深知历史之中也许有许多偶然性。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干扰，孙权会依照周瑜设计的战略一路西进，据江东跨荆、益以争中原。但刘琮出人意料的投降，以及曹操为追击刘备而迅速南下，打乱了东吴的早期战略。曹操南征给孙权送来了刘备这个不稳定因素，同时也激活了鲁肃的早期战略设计，彻底改变了东吴之后的战略选择。
占据江南之初，赵昺虽然根据自己的所知设计了长江防线，他在没有夺取襄樊的情况下，以鄂州和建康为两个地区为整条防线为支撑点，沿江全线布防，主动放弃了川蜀。他以为有了鄂州即可以北拒由汉江南下的敌军，又可阻断自川蜀西进的敌军，同时依靠水军实施机动防御，阻断敌军的南渡的企图。
但是那日在与江钲长谈，听其平西之策后，赵昺猛然醒悟到自己布置的防线几乎是孙吴的翻版，但是在形势上自己确是比其更加险恶，不仅失去北伐中原的机会，且时时还要面临来自上游的威胁。这不能不引发其反思，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
赵昺发现自己犯下的错误，是习惯于三国并立思维的禁锢中，中了罗贯中的毒，《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扭曲了后人的认识。想当然的会认为孙刘结盟是对抗曹操的天然之计，印象里认为荆州乃上游重镇，东吴若丢了它就等于失去长江天险，但早期东吴的建国策略中，荆州是不太重要的。事实上东吴的国防隐患，就隐藏在荆州与建业这两个地区，成为东吴挥之不去的噩梦。
但事实上东吴君臣一开始并不是这么想的。没有了夺取益州的可能性，孙权就集中力量夺回荆州，吕蒙不负所望奇袭南郡，让荆州重回东吴怀抱，但此时的荆州却出了大问题，关键是襄樊已经被曹魏掌握，荆州北部完全丢了。
在只有荆州中部与南部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控制其西边的益州，那问题不大，如果曹魏从襄樊南下，驻守在江陵与巫峡的军队可以合击魏军，可如今益州被蜀汉占据，荆州北部又在曹魏手里，荆州中部就随时可能遭遇两线夹击。
对于东吴来说，丢了荆州中部，等于与敌国共享长江天险，可如果不丢，那防御就是一个大麻烦。孙权制定的解决方案是以鄂州为都，这样既可以在荆州危难时支援，也可以就近威慑荆州守将。鄂州的地理位置对于军事防御而言很不错，它恰好处在长江两条水道岔口之间，当初孙刘联军也是在此地附近狙击曹军，但作为首都就有难以弥补的劣势，那就是武昌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力量不足于维持首都的长久存在。
赵昺翻越过相关史籍，知道孙吴经济最繁荣的就是三吴地区，占据东吴经济总量的一半，另一半则由荆州地区提供，以如今的形势相近似。既然荆州不能作为首都，那就只剩下建业一个选择，后来就连刘备也劝孙权建都于建业。但水军从建业到荆州，距离如此遥远，还是逆流而上，如果荆州遭到攻击，基本是指望不上有什么援兵了。
以建业作为首都，赵昺却认为这可能是孙权无奈的选择，可也是错误的选择。原因就在于建业的地理位置太靠近长江了，但从建都的地理位置上而言，就有点儿像是后世明朝的北京，形成‘天子守国门’的态势，只要对敌军的行动反应速度稍慢，战场局势就很被动。看看明朝北京吧，清军都绕着都城跑几个圈了，各路勤王大军都还在路上。
长江作为建业的天险，事实上只有一江之隔，敌军只要一突破，建业立即面临兵临城下的紧急状况。当初孙策欲攻取江东，作为扬州刺史的刘繇驻守于曲阿，孙策一渡江就将他打到会稽去了。南梁的侯景之乱也完全证明了这点，当梁武帝慢吞吞地让指挥系统层层下达命令时，侯景孤军已经趁机渡江了。如果寄希望于东吴其它地区能及时派来援军，那几乎等同于做梦。
若单从这一点看，赵昺以为以擅长逃跑的赵构就比孙权要明知，在占据江南后，放弃了四朝古都建康作为都城的想法，而是以距长江更远一些的杭州作为临时首都，虽然失去长江后无险可守，但总归还有时间反应，逃跑是足够了。他也常常暗自为自己的吝啬庆幸，收复江南后，若非建康城已经破败不堪，需要花费大量的银钱重建，自己说不定也会将建康作为自己的临时行在了。
所以说建业紧挨着长江南岸，以此作为北伐中原的基地倒是挺不错的，孙权将此作为都城不能不说是个败笔。其也只能时刻警惕江北态势，防止突然被灭的危险。南朝的陈后主就犯了悠闲的毛病，隋军大将贺若弼与韩擒虎一渡江，陈朝就灰飞烟灭了。
随着建业与荆州各自的态势确定后，东吴的国防隐患就彻底明显了。若遭遇魏军南下，两边都别指望得到对方的援助，彼此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各自死守自己的防区，长江防线从东到西全面展开，就像长城一样，说是天险，实际是各自为战，东西任何一方被敌军突破，剩下一方都将处于被夹击的境地，晋灭吴是先攻破了荆州，隋灭陈是先攻破了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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