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肯定要一起呀，潘云燕还拍着自己32B的胸说她已经给老师请假了。
说是要找荆小强打听找补点声乐技巧，看能不能给表演班凑个声乐节目参加慰问活动。
其实专业课都是以散养为主，更多看天赋打磨，老师也喜欢这种碰撞出来的火花。
没准儿她都能沾光。
杜若兰的表情则已经是旷课都无所谓那种，只注意帮荆小强把肩领衣摆拉扯好：“我靠唱肯定是不行的，但可以去学习看看，这些见识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吧？”
荆小强招了出租车，帮女士开后门，自己坐进去都让桑塔纳沉了下：“对，大学里面见识的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路上他就给后座俩姑娘科普了下目前录音棚的常识。
一般来说一盘专辑，无论是磁带还是CD，都是先凑歌，找齐十来首，分别出小样。
确定之后才算是立项，就像是影视剧确定剧本、演员。
制作人从这时候开始操盘，十来首歌怎么编排顺序，风格选择，编曲要不要重新做，怎么契合歌手的嗓音特点，差不多就跟导演似的。
所以好的音乐制作人地位就挺高。
歌手实际上没什么发言权，叫怎么唱就怎么来，大牌歌手都没几个能撼动制作人。
毕竟越是好演员也越要找靠谱的好导演。
但荆小强是个异类：“我这是盗版或者说翻版歌曲磁带，基本上我自己说了算，也没打算请制作人好好张罗，目的就是为了把beyond的歌曲炒热带红。”
杜若兰和潘云燕都没觉得盗版有什么，只是好奇：“还要靠盗版来带红正版呀？”
荆小强更熟悉的解释下。
八十年代前国内压根儿就不承认国际专利版权这一说。
用老说法就是整个华约阵营就没有版权，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糟粕。
中国延续这个态度，又实际上从古至今的传统就不太尊重劳动创造者，反而是流通领域倒卖的人赚大钱。
这就叫做礼崩而后乐坏。
规矩从根子坏了，后面一系列做法都会变味儿。
这年头所有人都没有版权意识。
所以在八九十年代，让一首正版歌怎么快速推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盗版碟。
这甚至是很多音乐公司、音像出版社心照不宣的做法。
主动把新歌放在盗版碟里面，这样一星期就能传遍大街小巷。
因为只有歌红了，歌手才能跑场赚钱。
真以为是靠着磁带唱片赚钱的，那都是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荆小强从来没想去改变什么大事，他也没这么心气儿，更不会逆时代的去做事，所以抛开时代谈侵权，是天真。
俩小姑娘是真恍然的崇拜。
这得是什么样的阅历才能明白这么复杂的行业道理呢。
音像社录音棚距离也不远，藏在电视台附近很不起眼的楼里。
几室几厅的分隔出来，有录音室、设备室、休息室，但墙面都包满了各种吸音材料，荆小强觉得那些KTV包间的软包风格没准儿就是从这里得到的灵感。
在录音软件电脑调节还没形成气候之前，录音室里全靠电子设备调音，工作台上密密麻麻的旋钮、推钮很有专业的味道。
让荆小强走进来忍不住先深吸口气，录音棚那些墙面软包，包括机器散发出来的味道，据说是最让胡德尔松感到放松的气息，几乎有点成瘾了。
音乐学院的几位乐手已经到了。
余舒凡带队：“还好老周没来，你居然敢迟到，啊，也不一定，你迟到没准儿她还担心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偏心！咦，这不是你那化妆品店的姑娘嘛，我看到过这位……”
唉，杜若兰的确是太容易让人过目不忘了，她也赶紧点头哈腰：“辛苦各位，辛苦了……”
一点没有美女应该有的矜持。
荆小强还是赶紧介绍下，主要对面有俩男生眼睛亮得不行。
毕竟从外貌这个单项上来说，表演系的姿色就像他们手里乐器那样的专业碾压业余，不是一个评判标准了。
赶紧擦擦来握手。
谁知潘云燕一点不怯生：“嗯嗯嗯，我是他小老婆，叫我燕妮儿……”
就跳过握手成了俏皮的招手了。
别说一屋子大学生，连探头出来的音像社经理和歌舞厅经理都使劲打量下：“真漂亮，怪不得没看你把女朋友带到唱歌的地方，怎么样，先合一遍试试看？”
那就操练起来。
荆小强这时候就不拿吉他或者贝斯来献丑了。
这几位民乐专业的，主要是在原本的词曲伴奏处理外，增加一些民族元素。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强行把粤语转成国语的表达方式，因为合格的作词好歹应该按照国语来注意韵律的，荆小强差不多就行了。
隔着休息室和录音室之间的玻璃大窗，能看见荆小强穿着件蓝黑格子加绒衬衫开始唱歌，笛子、琵琶、二胡等几样民乐乐器，陆续跟着参与进去。
潘云燕背着手伸长脖子远看录音师的忙碌操作，更看几位音像社经理和歌舞厅经理在监听音箱边的表情反应跟小声讨论。
看她那专注的表情，几乎想去研读人家的唇语了。
隔着厚厚的玻璃，在休息间这边也能听见点隐约的音浪。
杜若兰却不去琢磨这些，看余舒凡没有跟着进录音棚，就尽量堆起友善的美丽笑容去讨好：“我见过您，有次您到我们学院军训场地上来把小强叫走了，当时我们就在讨论，你好漂亮好有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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