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三略·上略】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恩威并施，众人终于接受了裁军的诏命。
为了表示朝廷一视同仁的理念，皇帝先是命赵谦公布了北军、羽林等部的整编方案。
北军在长安守城一战中损失最多，一万北军只剩下八千多人，尤其是骑兵损失最为惨重。对此皇帝将北军重新调整，恢复了中垒营的编制，由北军中候王斌直接统领，每营定额为两千五百人。
再从荀攸、皇甫郦在冯翊说来助战的羌胡义从、以及从归降的叛军之中，主要是胡轸、杨定等部择选出精锐忠诚之卒加入北军，不仅弥补了北军的损失，还使北军增加到了一万五千人的规模。
而总数六千人的羽林、虎贲在此战中损失了一千余人，皇帝有意将羽林、虎贲的士兵数量跟北军对等，特意从叛军之中择选出七千原雒阳禁军出身的士兵补充进羽林、虎贲，两者共凑足一万二千之数。
赵谦的四千叟兵被其主动交了出来，作为对弘农杨氏的示好，被拨入护羌校尉杨儒麾下。加上杨儒在郿县等地招募的三千新兵，经过裁汰整编后，兵员调整为五千人，驻守右扶风陈仓县。
建义中郎将段煨手下万余人直接裁撤近半，仅留下五千兵马，驻守华阴。
经过这么一轮裁撤，朝廷手中只有北军、羽林、虎贲等三支实力强大的军队，再加上卫尉手下的三千兵卫，建义中郎将段煨，护羌校尉杨儒等手下兵马，共计四万人，其中留守长安的只有三万人。
朝廷手下兵马强干，将士一心，又主动裁撤了近两成的军队，董承等人自然不能没有表示。
十万叛军中，除了作战造成的损耗，还包括三万多李傕等人沿路裹挟的无辜百姓，至于剩下的六七万人里，在裁撤了老弱伤病，并择选出部分当年雒阳的禁军精锐补充到北军等处后，还剩下五万人。
这五万人里，董承、樊稠、王方等人抱成一团，拥兵四万，其中有两万是董卓当年征讨羌胡的原班人马、嫡系部队。
董承手下有四万兵马，比驻守长安的皇帝手下兵马还要多出一万，为了在朝廷、在京畿附近的军队中有更大的主动权和优势，张济所统率的那剩下的一万人，就成了关系双方实力对比的重要因素。
皇帝出于自己的考虑，也有意增强董承在朝中的影响力，别看皇帝如今在朝堂之上几乎能一言左右局势，可若是在关乎众人利害的事情上，比如皇帝意图开展科举、改革官制、盐铁专卖等一系列针对约束世家豪族的政策，一旦公布出去，必然会获得所有人的反对。
虽不至于众叛亲离，但足以让皇帝成为孤家寡人。
对此，就必须要有一个‘王莽’似的人物，替皇帝勇敢担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改革重任。
朝中自大将军何进、常侍张让等人所各自代表的外戚、宦官势力灭亡后，便开始出现了以士人当朝，彻底杜绝外戚、宦官干政的主流舆论。董承武人出身，不为士族所看重，皇帝越是有意突出他的外戚身份，越是提拔他，那些士族大臣便会越是敌视他。
只需如同皇帝刻意挑唆王允与马日磾等人的关系那般，挑唆董承与朝中士大夫的关系，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董承势必会按皇帝给出的计划走。
所以董承在皇帝眼中，就是那个改革破局的‘王莽’似的人物，不仅能帮他抵挡几乎所有的攻讦与暗算，更能代替他向士族下黑手，好让皇帝看上去显得超然世外，从而拥有更大的腾挪转移的空间。
任何一个王朝中的改革行动，无不是皇帝暗中允准，然后由某大臣亲自主持。若是改革顺利，则国家富强，皇帝与大臣共享盛名。若是改革不顺，触犯利益，那自然是大臣背锅，而绝无让皇帝背锅的道理。
较出名的人物中，范仲淹是如此、王安石也是如此、张居正更是如此。
这是皇帝一开始就有的打算，除了王斌隐隐有所察觉以外，谁都不知道皇帝优待董承的背地里包藏的祸心。
面对董承对张济屯驻长安的排斥，皇帝假意不允，最后还是装作不情愿似得的做出让步，命张济屯驻安定郡，与护羌校尉杨儒防备羌胡。
对于这个决定，贾诩没有表示什么异议，以他对皇帝城府的了解，在完全可以留下张济以掣肘董承的情况下，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无非是有别的理由，需要董承在长安附近的军权上压过朝廷罢了。
贾诩有心置身事外，在未有看清局势以及皇帝的打算之前，出于谨慎，他一时还不愿牵涉其中。
经过这么一轮的清洗裁撤，共有六万多人退出军队，这六万多人要在这些天内由指派的典农中郎将、以及典农校尉们带到关中各地开展军屯，为朝廷提供粮草军需。
自此之后，除了尚未来朝的马腾、韩遂等凉州叛军以外，三辅之地再无可以颠覆朝廷的隐患。皇帝手绾大权，名义上听从他的军队共有九万人，他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放心去实行以前他想做却又做不得的事情了。
草草搭建的校台之上，皇帝与司徒赵谦、车骑将军皇甫嵩、新晋卫将军董承等人分次站定，共同检阅大汉朝廷的北军与羽林、虎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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