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拜河西节度副使高适，因为从征在外，一直没有实际就任过，但是因为战后重建和再置府兵的干系，在当地安插了不少人员事和势力，
比如兰州刺史韦应物，河西按察刘长卿，姑臧茶马判官元结，都是这些年相继续任的。并且通过西征的战事，从河西当地将门和商贾背景的豪族世家，裹挟了了一大批利益同盟。
陇右节度使卫伯玉在任已经四年，因为治理军政，安平地方颇有建树，就地辍升，又多了个陇右都督头衔，但是回到中枢的可能性，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
然后是地方上的一些跨度较大的人事变迁，大约在两年前，
安东派遣军双雄之一的安东守捉使薛嵩，内迁新置不久的北原道，为三受降城经略观察使，算是继续看守龙武军费了大力气，深入草原建起来的沿河营屯防线体系。
留在当地的靖难军使罗先，则除受平辽、熊津镇守使，兼安东留后，单独负责其渤海故地的开拓经营诸事。
三年前，我门下五大长史之一的魏方晋终于熬够了资历，借着西域告捷的东风，从西北军中转任西南路，受三川转运使，掌管剑南并山南西道水路发运财赋事宜，也等于是变相接过了，继续维持龙武军剑南地方利益职能和产业体系的担子。
而就在前年，作为龙武军四边经营体系之一的，南平府副都督席应元，做了九年的边臣之后，终于如愿以偿的得到进入朝廷中枢的机会，以兵部左侍郎、枢密院知事，管领西南经抚司诸事宜，算是给在我出走后，枢密院对西南路管辖权的纷争，画上一个休止符。
作为双从保障，原衙前将，我的老亲军押衙程十力，在我走之前，就出外为南平都督府弄栋守捉，现已是云南郡防御使，也等于是变相就近监督当地军队控制的各种金银铜矿治和钱监出产。
这样，无论是谁主政剑南这个大道，想要刻意削弱，或是将龙武军在中枢和地方的利益链隔断，在上下两厢作用发力治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原本党附我的本地实力派，前剑南营田大使方从，早在泰兴六年，就做了荆南布政使，兼襄阳府少尹。
相比之下，京中的变化更大。
原本驻留襄阳的水军都监季广琛，则被选调入京，以枢密院佥事，领教导军七营事，此外另一位原属哥舒旧部，实为太上皇内线的浑惟明，则被我推上了枢密院内务厅主事，知兵科房判事的位置，算是我留在枢密院中一明一暗的两枚重要旗子。
除了内务厅和分领攻战的五方经抚司外，其他我一手创立敌斥、驿务、训做、营务、军府、兵科、粮料、奏事诸房的遗留影响和人员，也不可能被完全替换掉。
毕竟，当初作为被刻意培养成术有专精的技术官吏，在日常运作中的属于少了就玩不转的专业群体，不是那么好下手的。
虽然不用指望他们能够事事俯首帖耳，但只要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不会缺乏给我通风报信的内部来源。
此外，作为调整和交换，昔日十郎将之一，唯一留在京城的闻少名，转任总章参事府，受武学训教总办，提点宪军、礼院诸营事。左神武军都虞候段秀实，转任卫尉少卿，管领纠检武库诸事。
再加上我走之前，以小丫头名义推举的，幕下十六卿友之一的皇甫曾，出任军器少监，多少确保了我留下来的那套东西，基本还在萧规曹随式的继续沿袭着。
就算有外力介入试图进行大幅改变，也有足够的干涉手段和名分来维持现状，并将事端在程序和制度上拖住，直到我回来再做处置。
再加上
五大长史另一位的郑元和，也以历任资历圆满而在关内布政使任上，破格拜入省台，授官尚书左丞，距离拜除宰辅之列，似乎只有一步之遥，算是我门下人物中，在仕途上走的最远的一位了。
作为我在朝堂中的代言人和地下势力负责人之一，上开府右长史崔光远仍旧是知刑部侍郎衔，不过因为我的出外，而晋级官拜通政司右使。
身兼雍国、瀛洲两家内府长史，负责日常官面往来和民间组织的温哲。在我临走之前，就以内府官的身份，额外官拜秘书监，直学士，虽然只是个领俸的清贵闲差，算是了了他一桩心愿。
五大长史之首，上开府左长史的薛景仙，仍旧是没有什么官身，但是他也是我留在长安各种势力的总负责人。
总而言之，
除了韦韬一系有所加强外，龙武系在军队中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在某种内因和外力作用下，从朝廷中枢渐渐淡出，转而散之地方，不过这多少也为两学出身的生员，提供了不少机会和位置。
经过历年来的大幅收缩和抽调之后，龙武军在中军南北衙的影响力，现在主要集中在左龙武军和右金吾卫这两只老牌番号中，大抵相当于太上南幸成都中期的水准。
其他从属北军序列的右龙武军，左神策军、左神武军；十六卫序列的左金吾卫、左武卫、右骁卫等监制中，还掌握有相当的员额和军职，但是不是轮驻外州，就是随我长征在外。
如今剩下驻京的本部，大都是是各种理由，补充进来的河北、河东籍将士，存留下来老龙武军出身背景的，十不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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