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甘肃是个简单又复杂的的地方，它不是行政上的一个省级区划，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是一个军事概念，一个镇。
这里是中原王朝掌控西域的重镇，河西的一切都围绕着军事活动展开，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原军人的后裔扎根于此，他们受皇命为战争而来，也终将为战争而死。
而在明代，人们最重要的使命不是战争，而是繁衍，不计代价地繁衍。
从五万繁衍到十万，十万繁衍到二十万，二十万繁衍到五十万，五十万繁衍到一百万。
在西汉帝国灭亡的一千五百年后，河西人口终于重新回到赵充国屯田时代的盛况。
经历宋元时代国土破碎、人丁凋敝，失而复得的河西故地与燕云十六州，终于在明代同中原王朝再续前缘，对百里无人烟的华北再开发和针对辽东、云贵、河西的开拓，是有明一代在疆域上最大的功绩。
但凡事有得有失，任凭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不能估量百年之后的变化，明初的河西没人，为安置移民，洪武元年下诏招民屯田，一人给粮田十五亩、菜地两亩，免征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
在河西这种明初人烟稀少汉番杂居之地，想要屯垦，宗族的武装开拓必不可少，这便在甘肃创造出一大批与国同休戚的强宗大族军事地主。
明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哗变，嘉靖年间的甘州兵变，应运而生。
在甘州兵变以前，北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导致欠饷、闹饷、哗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哗变只不过是士兵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正德朝之前，兵变发生的并不多，而整个正德朝兵变也不过仅发生了三次。
直到甘州兵变的出现，是第一次由镇守甘肃总兵官李隆主导，借由士兵的不满，将甘肃巡抚许铭挫骨扬灰，朝廷处置失当，导致杀巡抚、掠百姓成为后来兵变的常例。
在那之后的嘉靖、万历、天启直到如今，兵变数量急剧上升，各类兵变超过了一百次。
张掖城的甘肃总兵府，大将杨嘉谟坐在堂上，背靠悬挂整面墙壁的河西舆图，皱着眉头久久不语。
在他手边，有一封前线传回的急报，白广恩兵败的消息已经为他所知。
杨氏在甘肃世代为将，在戈壁荒沙的甘肃，战争打得就是情报，因此杨嘉谟节制军队在军法之外，有他自己的规矩。
以他行营驻节之地为中心的方圆一百五十里范围内，所有军队移防抵达目的地或遭遇敌情，都要在第一时间向总兵驻地传递消息，换马不换人，两个时辰送到总兵驻地，六个时辰批复送抵前线。
之所以是方圆一百五十里，是因为祁连山到阿拉善沙漠的最远距离是三百里。
情报一封接一封地送回来，从前线遇敌、李云败亡、白广恩初胜到元帅府援军抵达，直至最终被打得溃败而还，刘灿的降兵还在回还甘州的路上，整场战役过程就尽在杨嘉谟掌握之中了。
但他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杨嘉谟手里没兵，他的标营在庄浪河，驻军营也被白广恩送了。
甘肃有兵，张掖是河西的戈壁明珠，周围甘州五卫遍地军人，但杨嘉谟没有办法调动军队，因为这是个春天。
春天不应该打仗，尤其在这个河西旱灾已显露征兆的旱年，更不应该打仗。
农事令甘肃诸多屯卫军户束手束脚，杨嘉谟拿着前线打了败仗的千总刘灿急信，心中思忖着张天琳那句下次相见在凉州，对着身后河西地形图苦思良久，有点举棋不定。
杨嘉谟没有动作，除了没兵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跟甘肃的地理有关。
被沙漠和山脉夹住的狭长河西走廊，这里从西到东肃州酒泉、高台骆驼城、甘州张掖城、山丹卫城、永昌卫城、凉州武威城、古浪千户所，一条路可谓处处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哪座城丢了都要紧，但反过来说，除了武威和张掖，哪座城丢了又都不是那么地要命。
毕竟终明一代步步紧逼的大沙漠，让酒泉到高台已经渐渐失去自给自足的能力，真正的戈壁绿洲只剩下凉州武威和甘州张掖了。
这是整个甘肃人口最密集的两个地方。
在空荡荡的总兵衙门里，杨嘉谟像抱着一堆拼图，一张张拼凑刘承宗的战略意图与张天琳的战术目的，没能找到张天琳撒谎的理由。
若以正规军队看待，这支总兵力五千人的叛军，尽管夺取了官军装备，但缴获尽为明军野战装备的轻型火炮。
何况兵力不足，虽然战报中出现千箭齐发的铁筒大箭给杨嘉谟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们没有补给线，这种武器用一个少一个，也很难在攻城中取得优势。
等待他们的只有化整为零就地哗变落草为寇。
但张天琳是农民军首领，农民军的作战特点就是边跑、边抢、边裹挟，因此杨嘉谟判断此时甘肃只有张掖和武威能满足他的需求。
通过在郊外抢劫、裹挟，快速扩张到两三万人，再进行围城，攻打张掖或武威。
而在这两个选择里，攻打张掖的意义不大，因为张掖的驻军多，而且对元帅府的整个战场没有帮助，确实凉州的武威城才是更好的选择。
拿下武威，就能让元帅府直接威胁庄浪河战场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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