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纺织行业的萎缩的同时，有一些产业在高速扩张，冶铁、机械等跟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飞速扩张，但这些行业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远远无法吸纳棉纺织工业的萎缩中失业的人口。更何况两个行业本就有很大的技术壁垒，棉纺织工业的女工很容易失业，而机械行业即便想要扩大，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更多的是通过延长工人工时，增加机器利用率，而不是吸收更多的工人，那些加班加点的工人，他们被告知是为国家牺牲，可实际上他们多出来的劳动时间，都成了资本家口袋里的利润。
所有人都还活得下去，但活的没有尊严。
这些现象已经被许许多多官员关注，被许许多多报纸指责，政府能做的，只有大量向本国纺织业下军事订单，但几百万军人的需求，不可能跟数亿民众的需求相比，最关键的，是原材料不足导致的成本上升，而不是需求的不足，这个很难短时间内解决。
早期的城市人群几乎都是从社会边缘分化出来的，只有在乡村无法立足的人，才会迫于无奈选择肮脏的城市，在一个讲究女人足不出户的文化背景下，那些被迫让女儿、老婆出来工作赚钱的家庭，更是边缘中的边缘，他们没有有钱的亲戚朋友可以投靠，没有实力强大的宗族可以依仗，他们只能蜗居在几平米的小屋中，男人去车站、码头做重苦力，女人去工厂里做工人。
这样的家庭，他们的抗风险能力，甚至不如普通的佃农。佃农遭到灾祸，还有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社会关系可以依靠，可以在父债子还的乡土文化中，抵押他们后代的偿债能力，借来应急的救命钱。
这些城里人呢，他们大多数是外地人，被欺骗或者被引诱到城里讨生活，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关系，扎根在了城里，他们娶了跟他们一样贫困的妻子，继续在没有希望的生活中苦熬，他们要么已经在老家找不到立足之地，要么却连一张回乡的车票都买不起。
城市里的失业人群向来是危险的来源，这些年治安环境已经大大改善，通过长达三十年的高压政策，将工业发展早期不断出现的暴力分子流放到了非洲，在高压政策下，或许工人们巡抚了，但怒气在积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城市里无助的游荡，街头时不时能看到冻毙饿毙的流浪汉。在一个有一亿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已经切断了跟乡村的第一代联系的国家，这种情况其实很危险。
官府的能力有限，财政都用来战争了，用于济贫的经费极度短缺。城市资本家们，尚未形成慈善的道德文化，靠着自己努力奋斗，用尽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杀出血路的初代资本家们，对穷人并不同情，认为人穷都是因为懒惰。
政府动用关系，威胁利诱那些较为依靠政府的公司，比如在战争中发财的大型公司，要求铁路公司雇佣更多的工人，要求运河公司雇佣更多的纤夫，要求承担军工生产的工厂，不得减少用工数量。
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与此对应的是，乡村却因为抽调了800万劳动力，相对劳力短缺。政府在城市里组织失业群体下乡做短工，拨款鼓励移民。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紧急将城市失业劳工招入軍队，不为他们能上阵杀敌，只求能够缓和流民带来的危险。
在中国这样的民本位政治思想很严重，以及应对流民拥有最为丰富经验的国家，社会矛盾都如同火山一样，那些社会结构脆弱，经济更加落后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在抽调了250万劳动力参军之后，俄国不但面临着乡村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还面临着失业上涨的压力，俄国的城市工人群体并不多，因此失业并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其实是财政压力过大。
就算有英国分担了一大半军费支出，但战争影响下，俄国的各种生产大幅度萎缩，可为了应付战争，俄国还需要征收更多税收，人均赋税大幅度提高，本就困苦的生计雪上加霜。
农村中种子种不下去，粮食收不上来，平时更缺乏劳动力维护土地，城里人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过去吃小麦面包的开始食用黑面包，过去吃黑面包的，只能去吃麦麸。
战争打了两年，农村爆发了上百次的农奴暴动，城里因为抢夺面包而发生的刑事案件，多达上千起，终于在这个不断失败的冬天，俄国人那容易激动的脾气被点燃了。
彼得堡、莫斯科先后爆发了因为冬季导致乡村物资供应不上来的市民暴动，大量中小贵族参与其中。大量面包房被砸，饥饿的人群跟警察对峙，他们包围了火车站，希望能抢夺送往城市的第一袋面粉。
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沙皇被迫离开皇宫，躲避到罗曼诺夫家族的皇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用俄国爆发革命来报道俄国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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