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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初，丑国的报纸出现了1美分一张的报纸，并且成为了早报晚报体系，上班的蓝领工人都可以上班时买一份，下班时再买一份，报纸迅速成为大众的精神消费产品。
消费群的扩大吸引了更多的工商企业投入广告，形成良性循环。
从此,媒体的收入彻底摆脱了团伙，开始成为可以独立存在并获得稳定商业利润的企业。
这时的媒体企业，他们的目标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断地获得消费群，不断地找到广告主，就成为媒体的唯一目标。
这一系列变化的直接结果是，报纸现在迎合的不是政党了,而是开始要迎合大众和广告主。
那这个时候,媒体如果还与团伙保持紧密关系就只会损失客户。
因为客户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假如一家媒体从属于某一团伙或是偏好某一团伙，那就不可避免会得罪另一相反意识形态的读者，使得自己的消费市场变小，进而影响广告收入。
于是媒体开始淡化党派立场，反而开始追求一种叫公信力的东西。
所谓公信力，其实就是媒体企业为了在客户前面树立不偏不倚形象的一种手段，因为只有不偏不倚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数量的客户。
那如何才能有公信力呢？媒体的总编辑在商业繁荣时代就提出了很多新的准则，成为了媒体行业竞争的新标准。
现代媒体的很多标准操守就在这时开始诞生了，比如说，媒体应该追求独立客观，他们不能归属于哪一个政治派别；
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需要试图区分事实和价值，记者负责事实的采集和核查，需要告诉大众事实到底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对这个事实应该如何评价，则引进了多套系统。
第一套叫做社论系统，就是报纸的核心编辑人员对事件的看法以及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第二套叫做专家系统，就是报纸找到一批知识分子，专门来评论各种热点事件，并且有多种不同的观点,这就叫新闻评论系统。
在新的竞争准则下，一个记者报道未经查证的消息，是被媒体和大众所唾弃的，而新闻评论也有约束，完全违背大众主流价值观的评论也会被编辑系统过滤掉。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所谓这种客观，其实也是主观的。
这种客观后面还是必须要迎合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不是真正能做到真正的客观。
这时的大众媒体，并非是一个真相报道者，他只不过是社会主流观念与精英编辑共同合作的产物，白人私刑黑人时，媒体照样倒向白人，种族隔离，媒体照样支持，碰到战争也是一边倒支持政府。
媒体是商业机构，编辑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个人观念去得罪主流的民意。
所以客观这一标准，有很大的进步,但依然被商业所约束、被客户观念所约束，其实是要大打折扣的。
从二十世纪初起，媒体企业的总编们，开始意识到，其实一个媒体总编的政治地位其实远高于那些众议员和州议员。
因为媒体的大规模扩张，让他拥有了影响大众的能力，甚至在某些议题上，媒体具备有引领的作用。
这时媒体企业将公信力作为核心竞争力，不断强化媒体的公信力和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媒体开始反过头来不断的修理政客和政府，以建立他在大众中是一个有责任心和公信力的机构，媒体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成为民间的意见领袖和维权代表。
自此，媒体被称为作第四权。
纽约最有分量的报纸《晚邮报》和《世界报》也感到了过渡时期的压力，报纸的各种开销和发行量成为反比，但具有知识色彩的报纸保持了原来的风格。
戈德金离开《晚邮报》后，这份报纸依然十分出色，怀特、奥戈登、斯特伦斯基继他之后，倾心倾力地投入到新闻事业中去。
威尔逊主持《晚邮报》的时代，编辑部的人员感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崇高，在丑国新闻史上他们有着伟大编辑的荣誉，然而没有谁预料到柯蒂斯会在1923年吞并了这份出色的报纸。
《世界报》也同样保持了它的荣誉，在普利策死后报纸原则仍未改变，它依然在新闻界中保持着民主和自由主义的领袖地位。
然而，残酷的竞争还是压垮了它。
1931年，人们再也读不到《世界报》了，只剩下一家叫《圣路易斯快邮报》的报纸在继续着这种有着光荣传统的新闻事业。
在过渡时期，不仅仅报纸在发生变化，杂志也同样被过渡期的浪潮推动着，其变化比报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杂志与报纸一样在技术上寻求突破；
另外，在迎合读者的问题上，杂志采取了折中或变通的态度，他们已经学会不去苛求读者。
与报纸一样，广告经营也成为杂志存活的命脉。尽管报纸和杂志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但它们在过渡时期表现有很大的不同，杂志在其中的分化转变比起报纸来更加彻底。
譬如，《哈泼斯》的转变使《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也难以望其项背。
报纸的发行量与社会与人口的发展成反比，而杂志截然相反，它的发行量以数倍增长，实在令人瞩目，在其后不足50年的时间里，丑国杂志的发展与成就实在让人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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