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言：“人天生就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品质，百姓平时都要使用，缺一不可，有谁能去掉军队呢？”所以治家离不开鞭打，治国离不开刑罚，征伐也不会平息于天下。只是在使用时要有本有末，施行中有逆有顺。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修治文德，是帝王治国的利器；威武是施行文德的辅助。文德影响越是加深，那么威武制服的人就越多；文德施行越广泛，那么威武制服的范围就越广阔。夏商周三代强盛，达到了刑止兵息的地步，它们本未有序，这是帝王最高的功业。
当初周朝法律，建立轻、中、重三类刑罚来治理邦国，诘责四方：一是惩治新国使用轻典；二是惩治承平守成的邦国使用中典；三是对政治混乱的邦国使用重典。刑罚共有五种：墨刑罪、劓刑罪、宫刑罪、刖刑罪、杀戮罪各有五百种，这就是所谓的承平守成邦国使用中典。凡是杀人的公开斩杀弃市，墨刑的罚去把守城门，劓刑的罚去把守关口，宫刑的罚去把守园囿，耐罪剃去鬓发的罚去看守仓库。至于罚作奴隶的，男的罚没到官府成为奴隶，女子罚没到官服舂米做饭。凡是有爵位的，或者七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儿童，都不被罚没到官府作为奴隶。
周朝王道衰茖后，周穆王昏庸放纵，命令司寇甫侯根据形势制定刑法，用以刑责四方。墨刑和劓刑各有一千条，髋刑处罚有五百条，宫刑处罚三百条，死刑处罚有二百条。五刑条目共有三千条，大概中刑五百条用于承平国家，这就是治理动乱邦国必须使用重典。
春秋时期，周朝王道进一步崩坏，教化不能施行，子产在郑国担任相国后把刑书铸在鼎上。晋国的叔向写信指责子产说：“当年先王都是通过讨论确定犯罪的具体情况，之所以不撰写刑罚制度，就是害怕百姓起争夺之心。如果仍然不能禁止，所以就用道义来规范，用政策来纠偏，用礼仪来引导，用诚信来遵守，用仁义来奉行；制定官位爵禄引导其服从，严肃刑罚使其威服。这样仍然担心达不到目标，就用忠心来教诲，根据行为来奖励，用时务来教导，温和使用他们，严肃面对他们，用强大力量监视他们，果断用刑罚处置犯罪。再加上圣哲在朝堂之上，有明察之官，有忠信之长，有慈惠之师。百姓才能可以任意驱使，却不生出祸乱。如果百姓知道了有明确的刑罚制度，就不再害怕主上，同时生出争夺之心，并且到法典中求得根据，心存侥幸能躲避处罚，最后必须不成。夏朝因为出现乱政而制作《禹刑》，商朝出现乱政而制作《汤刑》，周朝出现乱政而制作《九刑》。三代刑罚制度兴起，都在其末世。现在您在郑国为相，制定刑罚，铸鼎刑书，用来安定百姓，不也是很难了吗！《诗经》中说：‘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说道：‘仪刑文王，万邦作服。’从这里来看，刑罚有制定的必要吗？如果百姓争讼能通过法律解决，就会放弃礼仪而在法典中寻找根据。那样连彼此之间锥刀争夺这样的小事，也都极力通过法典解决，错乱的案件会越来越多，贿赂的行为会同时奉行。恐怕您在世时，郑国就会大乱了！”
子产复信说：“按照您所说的，我公孙侨无才，不能考虑到子孙，我只用此来挽救当代。”
轻薄的政治，就从这时开始蔓延。孔子对此很伤心，他说道：“用大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顿，百姓会知廉耻且顺服；用政策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百姓会为免罪而不知廉耻。”礼乐不建立，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
孟孙氏任用阳肤为士师官，他向曾子请教。曾子说道：“在上位的失掉正道，百姓早就人心离散了。如果能够审理出实情，应当同情哀怜犯罪，而不是沾沾自喜。”
周朝道衰落进入战国时期，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实行一人犯法株连他人的法律，制定了诛杀三族的法令；增加了肉刑、大辟刑罚，还有凿颠、抽胁、鼎烹的刑法。
到了秦始皇时期，兼并战国，随后毁掉先王制度，裁撤礼仪官员，专门使用刑罚，亲自主持法律制定，白天审理判决案件，夜间处理文书公文，每天以处理一百二十斤竹简作为定量。最后导致奸邪四生，犯罪者堵塞道路，监狱多如街市，天下人愁苦抱怨，最后群起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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